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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翻译之席代岳版《道德论丛》

吉林出版集团数月前出的普鲁塔克《道德论丛》(Moralia)中译版(席代岳译),译序中有“(耗时)三年半”、“废寝忘餐、呕心沥血”云云。看了之后不禁让人心里打鼓。像这样内容庞杂篇幅超长的巨著(译文有2400多页),三年半哪够啊。读了几页,果然问题不少,难怪坊间对席先生的译文准确性一直诟病不已啊。

由于兴趣原因,笔者只细读了《德尔斐的神谶不再使用韵文的格式》中的一部分,即904~906页上的内容。这是一段与古希腊铜器有关的文字,采用的是对话体。说句实话,一上来小人我就看懵了,觉得普鲁塔克不应该这么缺乏常识把,再往下读就更晕了。最后不得不找来——席先生主要依据的英文资料之一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洛布古典文库版(是古希腊语与英语的对照版),一经比对,翻译之破绽百出、译者之想象力丰富、编校者之不作为就全都暴露无疑了。

 

下面以其中的一段半为例,看看席先生译文的水准:


【戴奥吉尼阿努斯说道:“早年制作青铜的工匠会将材料搀杂其他金属,他们称之为刀剑的淬火,后来很多青铜作品的消失不见,显然是转用于战争的需要,难道是处理方式改进增加硬度带来的后果?”他继续说道:“从事实得知,科林斯的青铜雕像获得美丽的色泽,与工匠发展出来的技术无关,完全是意外事件造成。有一所房屋里面放着一些金和银以及大量的铜,发生大火使得金属熔化,冷却以后全部凝结成一团。虽然是合金,仍旧以铜的含量占最大的成分,所以获得青铜的称呼。”

提昂接着开口不让交谈中断,他说道:“我们听过另外一些更加离奇的情节,科林斯有一位制作铜像的人,看到所用的材料含有很多黄金,他想要从中谋求好处,害怕被人发现,每次只拿走很少的部分,再用自己的青铜偷偷搀杂进去,结果产生一种非常奇特的混合物,铸造出来的雕像由于色泽的华丽和美观,受到大家的喜爱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

 

这一段译文一开始就令人费解:“将材料搀杂其他金属”是冶炼合金,而“淬火”则是将金属材料加热来改变它的某些物理特性,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怎么可能有人会将金属冶炼称之为淬火呢?!

 

 

洛布古典文库版的英译是这样的:

【“Was there, then,”said he, “some process of alloying and treating used by the artizans of early times for bronze, something like what is called the tempering of swords,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which bronze came to have a respite from employment in war? As a matter of face, ” he continued, “it was not by art, as they say, but by accident that the Corinthian bronze acquired its beauty of colour; a fire consumed a house containing some gold and silver and a great store of copper, and when there ware melted and fused together, the great mass of copper furnished a name because of its preponderance.”

Theon, taking up the conversation, said, “We have heard another more artful account, how a worker in bronze at Corinth, when he had come up a hoard containing much gold, fearing detection, broke it off a little at a time and stealthily mixed it with his bronze, which thus acquired a wondrous composition. He sold it for a goodly price since it was very highly esteemed for its colour and beauty...”】

 

可见英文版在遣词造句上比较文艺范儿,依靠笔者这么菜的外语水平,理解起来也是颇为吃力的,但还是能看出席译的很多错误。一上来,将“said he”(他说),翻译成“戴奥吉尼阿努斯说道”,根据上下文看是对的,不过马上便开始不知所云起来。

 

1)第一句话是一个“Was there ...”的句型,句子很长,如果只提出主干,是这样的:“Was there some process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which...”。据笔者的理解,就是问“是否某些工艺因为……而消失了”的意思。可能正因如此,句子的主语“process”(工艺、工序)在席先生译文中就真的消失了!!!

 

2)上面这个问题中的“something like what is called the tempering of swords”,很明显只是普鲁塔克给出的一个作为对照的例子,是一种比拟手法。意思是说这些金属处理工艺的消失,就跟被人们称作刀剑回火(tempering,翻成淬火也勉强可以吧)工艺的消失一样。不知道席先生怎么就把两者等同起来了。

 

3)接下来的“have a respite from employment in war”,就笔者的小脑瓜的想象,应该说的是“从战争中退出吧”。席译中的“转用于战争的需要”是不是反了呀?何况“转用于战争”或“转而由于战争的需要”都可以,“转用于战争的需要”是不是有点儿词语搭配不当啊?

 

4)依靠鄙人还算灵敏的嗅觉,在这一段话中里闻了半天,也没闻出有“处理方式改进增加硬度”的味道来。看来译者在这里忽然脑洞大开,自己脑补了一句。orz

 

反正这一句话完全被翻得不知所云了。后一句稍微好些,比较主要的问题有:

5)席先生没有理解“Corinthian bronze”(科林斯铜)这个词,而将其当成一个普通的偏正短语,翻译成了“科林斯(这个地方出)的青铜器”。他为这句加的一个注释是“科林斯的青铜器的品质优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佩里尼进行淬火的工序”,可见完全被自己误导了。科林斯铜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铜金或铜金银合金。《道德论丛》里的这两段话,写的就是有关这个名称的由来的两种传说——大火烧了存有铜金银的一所(位于科林斯的)房子,或者科林斯的铜匠自己掺入了金子。

 

6)还要提一下,虽然“bronze”的最主要的意思是“青铜”——铜锡或铜锡铅合金,但有时也作为铜合金的统称,笔者在一本英汉词典和一本英英词典中都看到过这个释意。这并不难理解,青铜是人类史上出现较早且主打了一个时代(青铜时代)的金属材料。因此当几千年前的古人见到一种看上去成分主要是铜的金属时,肯定就会随口称它为“bronze”了,而不是说“稍等,我先去拿个手持式的X光荧光光谱分析仪过来,或者原子吸收光谱仪更好一点儿?”……正因为译者领会错了这个词的含义,因此在这几页的译文里充满了“青铜的工匠”、“青铜雕像”之类的说法。

 

7)“仍旧以铜的含量占最大的成分”这是个明显的病句唉——“含量占成分”?真哲学!真抽象!要么改成“铜占了最大的比例”,要么改成“铜是含量最大的成分”……这里就不苛求译者了,要打这么多字,偶尔的typo也是正常的,问题是编辑和校对们都在干什么呢?近年我国出版物中,有多少书的出错率远高于标准,质量不达标,还卖得死贵的呢?!

 

下面一段,大致的意思正确,但细节上问题也不少。

8)“看到所用的材料含有很多黄金”?原文是“a hoard containing much gold”呀,其实就是说这个幸运的家伙,“捡了一个(古代版的)皮夹子”——一个装有宝贝的大盒,里面有好多金子而已啦。这里只是“拾金就昧”,而不是“他想要从中谋求好处”的监守自盗!

 

9)“每次只拿走很少的部分”——普鲁塔克说的是宝箱,里面的金子都是一块一块的。因此原文是“broke it off”——“弄下一块”,可以想成“切下一块”、“锯下一块”、“凿下一块”,反正不能是轻轻松松地“拿”。

 

10)“再用自己的青铜偷偷搀杂进去”——根据原文,不是将青铜掺入金子,而是将(少量的)金子掺入青铜,这就是冶炼科林斯铜嘛。另外补充几句,大英博物馆的古代金属器研究专家Paul T. Craddock认为,这句话里所用的“掺”根据希腊语原文,既有“混入”的意思,又有“嵌入”的含义(后者是依据普林尼的《自然史》中的有关内容得出的)。因此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个铜匠既用黄金冶炼科林斯铜来制作产品,又将黄金嵌到产品上进行装饰,所以下文才说“色泽的华丽和美观”(“colour and beauty”)。嗯……这样理解也行把,不过也可能Paul老大想太多了,除非能证明这在当时的希腊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否则像普鲁塔克这种话唠,不太会搞个一语双关,含含糊糊地就过去了。特别是据下文来看,普鲁塔克(或文中的“提昂”)自己都没搞清情况,还说什么颜色苍白(跟金银合金——即所谓的琥珀金——混淆了)。

 

最后给出笔者对这一段半话的粗俗的直译,结束这篇满腹牢骚的读书笔记吧……

 

【戴奥吉阿努斯说道:“不是有一些古代工匠所用的合金配方和处理工艺,与刀剑上的被称为回火的技术一样,随着铜从战争中隐退而消失了么?”他继续说道:“事实上,科林斯铜能获得美丽的色泽,并非人力,实属偶然。大火焚毁了一所存有一些金银和大量的铜的房子,使这些金属熔化并凝结在了一起。由于熔在其中的铜非常多,占的比例最大,因此得到了科林斯铜这个名称”。

提昂接过了这个话题:“我们听到过一种更离奇的说法。科林斯曾有一位铜匠,一次他在无意间得到了一个装有许多黄金的宝箱,由于害怕被人发现,每次只从上面切下一小点儿,偷偷地掺进他的铜器中,结果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混合物。由于它在色泽和外观上都非常美丽而十分受人瞩目,因此卖了很高的价钱……”】

 

唉,翻成这样,听上去不像是两个人的自然交谈,倒像是两个领导在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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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镀史》中的几个问题

去年(2014)年9月出版的新书《中国电镀史》(马捷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既提供了一些珍贵史料,也存在不少待商榷之处:


1)13页,称“国外对电镀的研究和应用……一般认为是始于1837年”,然后作者还依此得出,人们是在1836年丹尼尔电池出现后,观察到阴极沉积现象,方才尝试研发电镀技术的。而既然法拉第在1834年就提出的电解定律,阴极沉积现象为人所注意,理应由来已久。实际上,人们想到利用电镀技术,是在1800年伏打发明原初态的电池之后,具体时间最迟不晚于1804年,1805年已在实验室内成功实现了小规模的电镀金。1837年则已到了该技术即将步入工业应用的时代了。


2)27页,除了上面引文还是“爱尔金顿”,下面转述就变“爱而金顿”之类的错误之外,“Elkigton兄弟于1840年获得世界上第一项镀银专利”也是很不严谨的,其问题有三。一则,Elkington错拼为“Elkigton”。二则,1840年埃尔金顿们并非获得专利,而是购买了伯明翰当地一外科医生约翰·怀特的专利(英国专利第8447号)。三则,这项专利显然不会是第一项镀银专利。如从整个表面工程行业的角度看,英国的第一项镀银专利应是在19世纪初期(即刚出现专利注册制度时)申请获批的谢菲尔德镀银技术相关专利。如仅从电镀业看,8447号是否是最早的,也存在疑问。不但埃尔金顿兄弟本身在1836~39年连续获得过与镀金银有关的专利(未必都是电镀领域的),同时期关注电镀技术的许多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也都有取得过专利。


3)28页,当时(1877年前后)“该厂电镀电源已不再用蓄电池,而改用发电机”。这是纯粹从中国行业的历史发展来推断英国电镀业的情况。实际上伯明翰人伍里奇在1842年就发明了电镀专用发电机并取得了专利,至1844年已装配出可实际用于生产的电镀发电机。1846年伍里奇的专利转到埃尔金顿公司手里以后,使用埃氏电镀技术的英法各地大厂几乎很快就都开始采用发电机了。谁让提出电磁感应原理(发电机的基础)的法拉第本身就是英国人呢?


4)54页,“上海最早的金银首饰厂是1852年创办的老凤祥银楼”。这里问题有二,其一是至少在1773年上海就有杨庆和,1783年就有庆云,1829年就有裘天宝,老凤祥不是最早的。其二,最初的上海凤祥的开业时间能追溯到1848年,而非1852。


5)80页,据民国中期某资料称,“洋装首饰成本低廉,多以铜质制造,一经电金、电银,即甚悦目”,作者因而得出广州商家中“出售纯金、纯银首饰的称为‘唐装’,出售镀金镀银首饰的称为‘洋装’”,并进一步由此推断称,旧时广州的洋装金银首饰器皿工会(即立本堂)是镀银器行会(见295页)!实际上,当时唐装首饰多为传统纯金饰品,洋装首饰多为K金(多镶宝,时人称之为洋镶)饰品,民国以后,白金和镀金银类等受西方影响而引入的新式首饰,也均归入洋装一列,其中镀金银的铜饰甚至一度颇为风行。但不管是唐装的兴和堂,还是洋装的立本堂,都是金银匠人的组织,这是无容置疑的,否则两者缘何能共拜胡靖祖师,后来又怎能合并成一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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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许多学者有两种武断的思想倾向。其一是找到一些历史上的名人的话语,不管其实际作用如何,都一定要设法将其与后来的思想风气的改变相联系,认为两者有因果关系。其二是总设法将某些现象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某些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夸大其地域特殊性,强行解释为某个民族传统。

  对于前者,《评“宪政超验之维”》一文中已有举例。对于后者,前两年曾看到强世功先生在2007年到2008年初的《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湘江边上的思考》,其中有一篇将内地与港澳的“一国两制”思想解释为来源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或者至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策略对该思想有重要影响。当时我就觉得此观点过于牵强,只能作为一种猜测,而不能算之为观点。

  我当时曾经做了一个表格,从人口占母国总人口的比重、与母国人的语言差异、经济占母国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否遵守母国宪法和法律、是否向母国纳税、是否有独立于母国的海关等等,对中国香港、英国王室领地(马恩岛及海峡群岛)、波多黎各(美属)等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它们大多有超然于母国的自治的政府,其民众不需遵守母国宪法的主要条文,甚至有独立行事的海关。可见,一国两制属于政治运作上常见的那种对具特殊历史和文化形态的地区的妥协和让步,是任何明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正常判断。在无法从行政方式上将某块新获得主权的领土与其他领土立即同一化的情况下,给予这种特殊自治权是非常正常不过的,毕竟文化差异只有时间才能抚平。

  实际上,“一国两制”并不是中国人率先发明的,历史上曾有一些类似案例。1809年芬兰被沙俄占领后,沙俄就处于一国两制的局面:在俄国本土仍实行封建农奴制,在芬兰却实行君主立宪制,沙皇兼任芬兰大公并在芬兰驻军。芬兰的所有边境口岸和海关均保留,与俄国本土的过往贸易仍照常收税。除了20世纪初的少数几年外,芬兰议会保留了大多数立法权限,俄国的大多数法令、标准都不在芬兰实行。如果忽略政治制度形态上的不同,那么这跟奥斯曼人管理埃及的方式和查士丁尼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对以迦太基为中心的马格里布领土的管理方式也差不太多。

  如果翻开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都曾经——甚至现在依然——拥有各种“藩属”性质的领土、领地、海外属土。这些地区与母国的政治关系有疏有密,自治权有大有小,有的仅仅只是名义上的隶属,有的则较大程度上受母国控制。其中不少在法理上具有模糊性,使其母国并不完全符合现代主权国家的定义,因而很多情况下,“国”仍旧意味着“Country”而不是“State”,中国不是唯一的例子。

  因此英国一些法学家才认为没有成文宪法并不是什么问题,成文的宪法只是真正的“宪法”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并不只是议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通过的宪法文本本身,而实际一直都是由各种成文的、不成文的、国内的、国际的法令、法规和条约中的有关条款动态组成的。

2011年6月25日晚 起稿于 无锡锡山
2011年7月10日晚 整理于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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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2009年第12期《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一文先用了两页的篇幅解释什么是伪形,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地质学术语,指某种矿床中的原矿经地下水的冲刷腐蚀等影响而大部消失,在地质活动中其他矿物流入该矿床,得到了一种表面特征看应该是一种矿物,而实际开采却得到了另一种矿物的状况。

  如果要将这个词用来形容文化,那么“伪形文化”只能指某个地区的原生文化势衰后,外来文化侵入,且还披着原来文化的外衣。该文提及的斯宾格勒的论述也基本接近我的想象。很可惜的是,根据这一定义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外来文化总是首先尝试从名称上、大体形式上排挤原生文化,而在实质思想上、一些行为和仪式的细节上却免不了被原生文化影响,其结果通常是外来文化的“被伪形”或与原文化结合。如果一定要举个例子,或许日本在佛教传入后产生的神佛习合有点儿类似的意思,但将此后的神道教看做是披着神道外衣的佛教,是日本原生文化的“伪形文化”,也是不确切的。因此本文作者所举的例子也就免不了牵强附会。

  第三页最后一段末尾,作者甚至说“应用原形、伪形文化区分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一点,不仅是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会产生变动力,而且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变动,也会使文化发生伪形”,到此为止则完全脱离了伪形的本义。然后,提及《山海经》中女娲、精卫、夸父等人,认为他们是不计功利得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符合“中华民族的原始精神气质”。这一点本人到还可以基本认同,这也符合最初的儒家思想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的主张(实际上,本文虽未注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句本就源于《论语·宪问》)。随后文章笔锋一转,谈西游、红楼符合原型文化,三国、水浒则是伪形——因为它们中的人物“不是想‘补天’而是想自己成为‘天’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便简直不知所云了。

  作者观点本身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与其论题相距过远。写三国、宋朝历史人物故事的明代人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与原始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故事有相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种随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造成的文化风气上的改变,以及受不同作者之间的性格、经历差异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导致的叙事风格、内容选择差异并不能算做伪形。而且要怎么才能让三国、水浒这类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去补天呢?难道要求中国人几千年都只能写些原始风格的神话故事?

  作者还表示中国原型文化中反应女性的崇高地位,而三国水浒不但毁了这点,还把人不当人看,而西游红楼则更接近原形。“至于妇女,无论是《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她们要么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如貂蝉、孙尚香等),要么是被杀戮的对象(如潘金莲……等)……至于儿童,连四岁的无辜小衙内,也被李逵一斧子砍成两段。”作者自诩其想法不是想入非非,但个人看来,到处都是想入非非。人都是政治的动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生于某些家庭的人无论男女都不得不卷入政治活动,貂蝉、孙尚香没有被完全刻画成被动的政治工具,最终结果还多少符合其选择和个人意愿就不算很伪了。以恶劣手法杀害老实人的潘金莲如果不能是杀戮的对象,那出于本能为填饱肚子而吃人的白骨精却是杀戮的对象就更加说不过去。而小衙内虽然无辜,被杀死的官僚兵将也未必就各个是死有余辜,其冲突和仇恨出于阶级、立场的不同,有辜无辜不主要在于其自身行为的善恶。站在被宗法官僚地主阶级逼得不得不造反的粗人的立场上,和现代旁观者的角度看,其中的善恶对错该杀与否自然是不同的,以此来讨论伪形问题则属剑走偏锋。

  总之,文章中的不少观点虽然言之成理,但总体上对中国思想中原型和伪形的分析过于草率。对一些文学作品或史实中的人物和行为,并没有以当时的历史状况,人物本身的社会存在状况,在考虑人物应有的立场的状态下进行分析,而在超然的现代视角和一些其他视角中不断跳跃变化着进行分析,来判断它们是否“伪形”了,这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从某种“原型”出发的直接演变,最多只能算是略有“变质”,而不是像该文所述那样,是一种很大程度的扭曲异化后,披着原来外衣却与原来的文化几乎完全不同的“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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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评“宪政超验之维”

  《读书》2009年第12期《宪政超验之维》中认为加尔文、约翰·诺克斯、萨缪尔·拉瑟福斯等清教徒和安立甘宗重要创始人查理德·胡克等的宪政民主及法律思想是近代西欧北美宪政民主制度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韦伯、桑巴特、怀特海、哈耶克、诺斯等均未认识到这一点,同时驳斥了社会进步论是主要影响因素等观点。

   个人认为此设想过于武断,过于强调几个基督教改革家言论相关言论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重要性。首先,这些基督教改革家的有关宪政和法律思想相关的言论是否在近现代真的被民众所了解和重视是存疑的,既然韦伯、怀特海等人未能认识到他们的作用,很可能说明这些人的言论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大。

   其次,这些人的言论能在相关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成功的情况下对后来的宪政民主制度由促进作用,这表明在后来的社会气候下,主权在民,君权民授的思想已开始能被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主流思想。能被接受的原因源于当时社会在经济活动在内的各方面的发展,而不可能只是由于某些宗教改革家在若干年前说的与宗教改革关系不太大的几句已几乎被人遗忘殆尽的话。可以看到在路德和加尔文之前数百年前,他们的一部分观点就曾被人提出过,但这些人的观点在当时却没能被普遍接受,甚至惨死于大公会议会场,毕竟那时的社会气候还不到位。

   再次,认为某些社会现象源于某些最初提出类似观点的人的言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某些人的言论对社会变革的关系是否存在,有多大,这些是可以从历史上看到的。不可否认,有些人的言论确实是相关社会运动或思潮的先驱,在他们的话语从口中笔下流于世上之后的几十或数百年后,为志同者所耳熟能详并被尊为先师和经典,从而可见这些人及其言论的影响力。但本文作者通过从故纸堆里找出一些大家极少有耳闻的话语来推证上述新教改革者对宪政的影响力就有些莫名奇妙了。

   可以想象,有许多并不算高深的思想可以被大量与之利益相符的人分别自行得出,他们可能并未通过什么经典著作留下只言片语给后人,但在当时也在家庭或圈子内传播自己的想法,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只有这些普通人在传播自己所理解的宪政思想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受前世的宗教改革家的影响的,那才能够承认这些改革者对宪政制度形成的影响力。从一部分宗教改革家流传后世的著述中故意寻找与之相关的话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风气已开之后忽然有人想起前人说过的能与正蓬勃发展的新制度相印证的只言片语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2011年6月24日 于 无锡新区太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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