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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许多学者有两种武断的思想倾向。其一是找到一些历史上的名人的话语,不管其实际作用如何,都一定要设法将其与后来的思想风气的改变相联系,认为两者有因果关系。其二是总设法将某些现象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某些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夸大其地域特殊性,强行解释为某个民族传统。

  对于前者,《评“宪政超验之维”》一文中已有举例。对于后者,前两年曾看到强世功先生在2007年到2008年初的《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湘江边上的思考》,其中有一篇将内地与港澳的“一国两制”思想解释为来源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或者至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策略对该思想有重要影响。当时我就觉得此观点过于牵强,只能作为一种猜测,而不能算之为观点。

  我当时曾经做了一个表格,从人口占母国总人口的比重、与母国人的语言差异、经济占母国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否遵守母国宪法和法律、是否向母国纳税、是否有独立于母国的海关等等,对中国香港、英国王室领地(马恩岛及海峡群岛)、波多黎各(美属)等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它们大多有超然于母国的自治的政府,其民众不需遵守母国宪法的主要条文,甚至有独立行事的海关。可见,一国两制属于政治运作上常见的那种对具特殊历史和文化形态的地区的妥协和让步,是任何明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正常判断。在无法从行政方式上将某块新获得主权的领土与其他领土立即同一化的情况下,给予这种特殊自治权是非常正常不过的,毕竟文化差异只有时间才能抚平。

  实际上,“一国两制”并不是中国人率先发明的,历史上曾有一些类似案例。1809年芬兰被沙俄占领后,沙俄就处于一国两制的局面:在俄国本土仍实行封建农奴制,在芬兰却实行君主立宪制,沙皇兼任芬兰大公并在芬兰驻军。芬兰的所有边境口岸和海关均保留,与俄国本土的过往贸易仍照常收税。除了20世纪初的少数几年外,芬兰议会保留了大多数立法权限,俄国的大多数法令、标准都不在芬兰实行。如果忽略政治制度形态上的不同,那么这跟奥斯曼人管理埃及的方式和查士丁尼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对以迦太基为中心的马格里布领土的管理方式也差不太多。

  如果翻开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都曾经——甚至现在依然——拥有各种“藩属”性质的领土、领地、海外属土。这些地区与母国的政治关系有疏有密,自治权有大有小,有的仅仅只是名义上的隶属,有的则较大程度上受母国控制。其中不少在法理上具有模糊性,使其母国并不完全符合现代主权国家的定义,因而很多情况下,“国”仍旧意味着“Country”而不是“State”,中国不是唯一的例子。

  因此英国一些法学家才认为没有成文宪法并不是什么问题,成文的宪法只是真正的“宪法”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并不只是议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通过的宪法文本本身,而实际一直都是由各种成文的、不成文的、国内的、国际的法令、法规和条约中的有关条款动态组成的。

2011年6月25日晚 起稿于 无锡锡山
2011年7月10日晚 整理于 上海

Tags: 政治学 法学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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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现代仿俄国珐琅银器及其银标

  俄国银器,尤其是俄国珐琅银器价格昂贵,几乎是介于金银之间的第三贵金属。目前普通真品价格在8~12美元一克,名家作品年代较早、88(916.7)或91(948)等高纯度器物、少见类型的小银器、透光珐琅器(plique-a-jour,一个不知如何翻译是好的法语词汇),单价可达20~100美元一克。膺品及一些现代作品也可以拍到3~6美元一克。


   膺品主要是近二三十年甚至近几年间由原属沙俄、苏俄、苏联的国家的银匠制作的新品,也有少量其他国家制作的新品,多数工艺不错,少数粗制滥造。俄国历史上曾长期占有东乌克兰,后来通过瓜分波兰和华沙大公国又获得了西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东半部以及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并在上述地区的主要城市(基辅、日托米尔、敖德萨、明斯克、叶尔加瓦、维尔纽斯、里加、塔林、华沙等)设有官方的鉴定所(Assay Office),检定所总数占俄国所有鉴定所的半数以上,这些地方有掌握俄国珐琅银工艺的技师不足为奇。

   这些膺品未经各国官方鉴定所检验,由于不是俄国出产的,也无法打现代俄国银标,因而由制作者自打伪标。这些伪标多使用目前在俄国及上述各国已经不用zolotniki纯度单位,以冒充19世纪到20世纪初之间的古董。纯度一般用84,常见的作者伪标有EK、FR等(椭圆形或长方形外框,可能是实际作者本人的姓名缩写)以及一些历史上的名家。

   最近在ebay和liveauctioneers上都见到不少疑似膺品,或至少不是以前曾由俄国官方鉴定所检验过的银器。我见过的存疑标志有下列类型:

1、只带有纯度标记,通常为84。根据19世纪中晚期的法令(主要是1861年法令),俄国银器上至少要出现城市徽记标志,足够大的器件还应出现纯度、化验师、作者等。而1896年以后的Kokoshnik标记及后来的苏联标记则是一种联合标记,更不可能只有84。

范例一:

  上面给出了2个鸟类造型的Kovsh(或Covsh)。Kovsh为俄国酒器,是常见的俄国银器,但动物造型不多见,如今昂首挺胸的鸟只大量现于网上,中看不中用,实在反常,再加上只有84标,基本可断定为现代银质工艺品。

范例二:

  为一小冷水杯,仅在杯底有个84标记

2、只有纯度和作者标记,原因同上。
范例:

  又一小公鸡Kovsh,标记照片不太清楚,卖家称为作者标记EK和纯度84标各一个,无城市标。我盯了此卖家3个月,已先后卖出2只一模一样的(描述也一字未改动),现在又上了第3只……

3、只有纯度标、作者标,以及仿造的1896年前控制标记(Control Mark,该标记由化验员姓名缩写和年份组成),但遗漏了关键而又复杂难仿的城市徽记。
范例:

  一个看着很新的随身酒壶,虽然有个带皇冠的双头鹰,但按1892年这个年份,莫斯科检定所的标记早在150年前已经改为圣乔治屠龙了。而这一时代的带圆框 的双头鹰通常是作者加在银器上的一个辅助标志,而不是鉴定所加盖的检验标志,因此可认为此物未带城市徽记标。另外,仅仅在作为活动部件的壶盖上打了一份银 标也不符合“任何非完全焊死的部件均应带检验标志”这一惯例。

(对此物看法有不同意见,有主张为明斯克正品的。但,一则这个圆形双头鹰与已知为真品的明斯克城市徽记相比有异,二则控制标上的鉴定师未在明斯克鉴定所的已知鉴定师中,三则明斯克能早这种水平的珐琅彩的银匠罕有,综合来看,是明斯克正品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4、标志假:
范例一:

  再来一个小鸡Kovsh,标志图案有疑,与真的莫斯科鉴定所第二期Kokoshnik标志(1908~1926)有明显差异,84的字体也不相同。
   这里给出一个925-1000.com上的正宗莫斯科鉴定所第二期Kokoshnik标志以便对比:


范例二:

  两个随身酒壶和一个茶叶勺,除了银标看似不真外(silvercollection.it上也披露过与上面标记如出一辙的疑似假标),仅仅在作为活动部件的酒壶盖上打标也不符合规定。

范例三:

  继续上动物造型的Kovsh,高头翘尾作为摆设不错,但用来喝酒,估计一半儿也喝不进嘴,非洒得满脸满胸不可。这个标志的问题在于,人像头朝左应该是个第 一期Kokoshnik标志(1896~1908),但是这个时期的真标是阴文的(线条下凹),而不像上图是阳文的(图案突出)。话说阴文银标在全欧洲历史上都很少见,但俄国人偏偏用了一次。下面是对照用的真图,同样来自925-1000.com:


范例四:

  今天和鸟干上了,最后再来一只漂亮的小鸟Kovsh。银标为人头、作者EK和一个(据卖家称)由α(Kokoshnik标志系统中代表圣彼得堡的希腊字母?)、84和几个别的字母组成。与俄国各城市历史上的银标系统均不同,简直是异想天开。

   此外,类似的膺品还有化验师的标记与城市或年代不符的,年代与所使用的银标系不符的,杜撰的犹太文物,等等。最近还看到不少鸭子造型的Kovsh,其中一部分银标粗看没有明显疑点,数量较多,器型几乎一致,卖家为几个匈牙利人,且他们店铺里东西大同小异,也比较可疑。

   这些带假标的器件通常并不只单单一件,一些卖家会隔三差五就卖上一件式样相同的。不光东欧的一些卖家,有几个美国卖家也在售假(或者说售疑问品)行列中,而且他们的英语大多不地道。liveauctioneers上一些拍卖行的卖品也有类似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一家卖俄国古董银器的网店中,大多数器物的银标都不合规矩,这人多半是个售假行家。少数卖真俄国古董银器的店家也偶尔会卖出银标有疑问的物件,因此也需注意。

更多假银标信息请见:
参考一:
http://www.silvercollection.eu/fakesbis.html
参考二:
http://www.ascasonline.org/windowFEBBRA45.html
对参考二的辨别补充:
http://www.ascasonline.org/windowAGOST63due.html

西洋古董银器收藏鉴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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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2009年第12期《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一文先用了两页的篇幅解释什么是伪形,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地质学术语,指某种矿床中的原矿经地下水的冲刷腐蚀等影响而大部消失,在地质活动中其他矿物流入该矿床,得到了一种表面特征看应该是一种矿物,而实际开采却得到了另一种矿物的状况。

  如果要将这个词用来形容文化,那么“伪形文化”只能指某个地区的原生文化势衰后,外来文化侵入,且还披着原来文化的外衣。该文提及的斯宾格勒的论述也基本接近我的想象。很可惜的是,根据这一定义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外来文化总是首先尝试从名称上、大体形式上排挤原生文化,而在实质思想上、一些行为和仪式的细节上却免不了被原生文化影响,其结果通常是外来文化的“被伪形”或与原文化结合。如果一定要举个例子,或许日本在佛教传入后产生的神佛习合有点儿类似的意思,但将此后的神道教看做是披着神道外衣的佛教,是日本原生文化的“伪形文化”,也是不确切的。因此本文作者所举的例子也就免不了牵强附会。

  第三页最后一段末尾,作者甚至说“应用原形、伪形文化区分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一点,不仅是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会产生变动力,而且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变动,也会使文化发生伪形”,到此为止则完全脱离了伪形的本义。然后,提及《山海经》中女娲、精卫、夸父等人,认为他们是不计功利得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符合“中华民族的原始精神气质”。这一点本人到还可以基本认同,这也符合最初的儒家思想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的主张(实际上,本文虽未注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句本就源于《论语·宪问》)。随后文章笔锋一转,谈西游、红楼符合原型文化,三国、水浒则是伪形——因为它们中的人物“不是想‘补天’而是想自己成为‘天’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便简直不知所云了。

  作者观点本身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与其论题相距过远。写三国、宋朝历史人物故事的明代人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与原始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故事有相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种随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造成的文化风气上的改变,以及受不同作者之间的性格、经历差异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导致的叙事风格、内容选择差异并不能算做伪形。而且要怎么才能让三国、水浒这类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去补天呢?难道要求中国人几千年都只能写些原始风格的神话故事?

  作者还表示中国原型文化中反应女性的崇高地位,而三国水浒不但毁了这点,还把人不当人看,而西游红楼则更接近原形。“至于妇女,无论是《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她们要么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如貂蝉、孙尚香等),要么是被杀戮的对象(如潘金莲……等)……至于儿童,连四岁的无辜小衙内,也被李逵一斧子砍成两段。”作者自诩其想法不是想入非非,但个人看来,到处都是想入非非。人都是政治的动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生于某些家庭的人无论男女都不得不卷入政治活动,貂蝉、孙尚香没有被完全刻画成被动的政治工具,最终结果还多少符合其选择和个人意愿就不算很伪了。以恶劣手法杀害老实人的潘金莲如果不能是杀戮的对象,那出于本能为填饱肚子而吃人的白骨精却是杀戮的对象就更加说不过去。而小衙内虽然无辜,被杀死的官僚兵将也未必就各个是死有余辜,其冲突和仇恨出于阶级、立场的不同,有辜无辜不主要在于其自身行为的善恶。站在被宗法官僚地主阶级逼得不得不造反的粗人的立场上,和现代旁观者的角度看,其中的善恶对错该杀与否自然是不同的,以此来讨论伪形问题则属剑走偏锋。

  总之,文章中的不少观点虽然言之成理,但总体上对中国思想中原型和伪形的分析过于草率。对一些文学作品或史实中的人物和行为,并没有以当时的历史状况,人物本身的社会存在状况,在考虑人物应有的立场的状态下进行分析,而在超然的现代视角和一些其他视角中不断跳跃变化着进行分析,来判断它们是否“伪形”了,这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从某种“原型”出发的直接演变,最多只能算是略有“变质”,而不是像该文所述那样,是一种很大程度的扭曲异化后,披着原来外衣却与原来的文化几乎完全不同的“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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