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年曾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句话体现了现代主义的以人为本、强调人的能动性的特点，但这句话也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作为了一组矛盾对立的行为。我觉得对于“哲学家”这个主体来讲，这两者不但不对立，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改变世界”这四个字可以从两种角度理解。一种是指亲身实践参与社会工作，但哲学家──这里的哲学虽然应该做广义理解──毕竟不是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因而极少有人会直接领导经济、政治活动或社会运动。另一种是指进行规范研究，告诉人们世界（主要是指社会而不是自然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甚至根据现状得出一套具体实施方案。哲学家们大多都会自然而然的得出一些规范性的结论，但具体如何落实，其主要责任不在哲学家头上，而更多在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的头上。

    哲学家的工作无非就是思考并提出新的理论或改造完善现有理论，并将其结果公之于众。前者就是解释世界的活动，而后者实际上就是改造世界的活动。不解释社会现状及其原因，而寄希望于直接提出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理论，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哲学家所给出的实证性或规范性的结论实际上代表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具体的实施方案实际上是方法论，直接参与社会工作则是对方法论的细化和落实。由此可见哲学家的解释世界（提出新观念）的工作绝不比改变世界（即提出和落实相应的方法论）的工作次要。

    实际上每个著名的思想家，不论其是否致力于改变世界，都为改变世界起了重要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宣传新思想，增加支持者，使的新的更进步的思想像鼓掌──从一小撮人开始直到带动整个会场──一样传播开来，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改变世界的活动。

    只有相应的观念足够普及，相应的理念基本深入人心，好的方法论才有用武之地。因此宣扬新思想应该是任何应用这种思想为的方法论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比如大多数国人都分不清“民主”与“共和”这两个词的差异。本质上说，民主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而共和是一种国家体制，是对三权分立之类的政治体制的应用且需要对应的社会制度支持，所以共和是一系列方法论。许多中国人（政界、学人士，甚至普通百姓）一方面希望引入国外好的方法（比如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忽略或故意忽视了对这些方法论背后的观念的研究、分析、理解和宣传（至少力度不足）。因此这些缺乏思想基础的制度在中国很容易就会走了味儿，要么唱得荒腔走板，要么旧酒瓶帖个新标签，挂羊头照旧卖狗肉。

     不得不承认有些舶来的观念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容，很难让大多数国民接受，那么需要对之进行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修正，或者连同相应的方法一起舍弃。但是，对这些观念的研究和宣传不足的主要原因不在这儿，而在于功利主义和拿来主义，当然也在于新思想被接受和认可的难度──摇滚歌手所在的舞台之下如果是一群只对古典乐感兴趣，完全无法接受摇滚乐的观众，那么即便有几个人鼓掌了，也带动不了全场。我并不反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进行渐进式改革，并在容易的地方先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对所参考的方法或工具背后的支持性理念进行宣传，以深入民心。然后改革才会容易深入，而不是到了困难一些的地方就卡住。

    例如，当代中国的自上而下经济改革缺乏相应的价值观（包括对应的经济观念、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等）的普遍支持，法治和民主就很难真正贯彻。可以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和观念都未能深入人心，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级别稍低些的政府官员和关联机构的负责人）看到的只有名词本身，根本不理解背后的思想，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带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倾向是不足为奇的。

    整天进行等级分明的专制式教育，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理解民主的下一代？所能得到的只有听话的奴才、表面上接受现状的犬儒主义者，以及玩世不恭的愤青（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者）组成的大杂烩。这是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被主要的西方国家普遍承认的“民主”国家──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这又是一例。

    有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想法，有可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而不知到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必然会越走越崎岖。就我所见，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想真正的做到国务院提了多少年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除了要做激励制度的调整，政府结构本身的调整等等之外，更要做思想意识上的改变。否则任何的改革即便不是徒劳无功，流于形式，也是事半功倍外，无法彻底。

    让人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何其困难，以“破四旧，立四新”那种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采用的直截了当却过于粗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绝对是个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精细活。当然，这些是题外话了。

1、韩方为嫁祸朝方自导自演
可能性低。自导自演应该尽量避免人员损伤，否则一旦败露，决策者脑袋不保，当前的执政党派等将受毁灭性打击。

2、韩方过失
可能性较高。被友军潜艇误击、遇己方遗留水雷、船只内部爆炸或其他原因。军队或政府为推卸责任，也正好作为打击朝鲜的口实，而转嫁给朝方。
如果是上述两种情况之一，那么韩方提供的证据有可能并非来自出事水域，也有可能是在搜救时由韩方人员秘密混入的。

3、朝方上层蓄意攻击
可能性低。如故意挑衅，那么应大胆承认；如为消灭韩方战力，应奇袭韩军，或找更主力一些的舰只下手。随随便便击沉一艘小型军舰，没有任何战略战术意义。测试新型潜艇性能？——这未免也太荒谬了！

4、朝方下层蓄意或非蓄意攻击
可能性中等。较下层军士为泄私愤、报私仇，或发些对韩方的怨恨，或在作某些侦查活动而与天安号狭路相逢并以为被后者发现，或其他原因，而故意攻击。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那么朝方十有八九已经知道事实真相了。

5、第三方所为
美国中情局等有类似前科（比如越战前期，此时美国尚未打算正式亲自参加越南内战，CIA曾武装一些南越或他国的亚洲人，使用CIA的设备来侦测或袭击北越目标，一旦败露可推给南越）。但美中俄各自面临各自的问题，不希望东北亚出事儿添堵。美国显然没有挑起新战争的准备，中、俄要进入此水域看来要穿过日本海或他国领海。因此此三国所为的可能性都极小。日韩有领土纷争，日方悄悄派舰只趁乱在附近侦查，并以为被天安号发现，因而欲将之灭口？但这活做得不彻底啊，放一炮就逃算什么灭口啊，因此可能性也不大。

一艘隶属韩国正规军的现代化的警戒艇被击沉了，还不知道自己受攻击，也没见到敌人是谁在哪儿，这本身就有些匪夷所思。如果真是受到了攻击，的确来自潜艇的进攻可能性为最大。我倾向于是上面的第2或第4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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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右派在观点、理论和思想上的差异是无法一言以蔽之的，所有差异几乎都源自于他们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学说几乎都是从这一不同上引导出来的。人对自己看得比对不相干的外人要重要，这并没什么不合理。但是当人能满足基本的要求，生活的比较舒适康乐之后，应该怎么做，由其对于有产者（企业主，工场主，农场主，矿主之类）会怎么做，在这一点上价值观出现了分歧。这里有两条比较极端的道路和一些中间道路。下面以极端道路为例。

一条道路是尽力剥削工人，偷工减料，以及使用其他一切可能的手段继续积蓄远超出正常生活所需的资产和财富。可见这种思想（和有这种倾向但不至于这么极端的思想）导致的必然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必然要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国策。但如果这种思想成为主流，大部分国民都被塑造成个人主义者，那么这种社会通常会倾向效率优先，因而生产力发展较快。这类国家对内会有机会变得较为自由，但对外容易发展成多数民众支持的霸权主义（如果这个国家足够大的化）。

另一条道路是减少剥削，保证质量，在收入以足以维持略高于正常生活所需的开销的状况下，保持较低的利润率，使职工和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这种思想会演变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其结果是更注重公平。这种公平容易导致平均主义，但由于无法消除人类自原始社会结束起就不断膨胀的自私、懒散和贪欲，这将带来较低的生产效率。由于同样的原因，政治上，这种集体主义也容易蜕变为专制主义。如果这种自私和贪欲不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那么集体主义的社会是难以维持的。如果这种集体主义形成了政治上较为集中的国体，那么对外政策上受领导层及其智囊团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可以发展为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也可以发展为虽然尽量保证本国利益，但有较大公平和公正性的外交政策。

右派思想是对人类的贪欲妥协的，认为这是人类的本性，从而在经济上得出理性人的假说，并将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合理化，最终使右派的民主成为了有产者的民主。左派从原始共产主义，以及土著民族甚至在很近现代还维持的共有制社会这个例子出发，否认极端个人主义是人的本性，进而要求创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因而左派的民主更接近于无产者的要求。

纵观全球，目前右派思想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都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经济上。而左派在政治上仍然有一定建树。为应对个人主义引致的各种负的外部性，法治非常重要，因此右派学者大多都强烈推崇法治化。集体主义所要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就目前来讲，由于人类对诱惑的抵抗性太差，因而还是乌托邦，故此左派在实践上仍处于弱势，还没能提出合理有效且被实践证明的社会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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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篇感性的文章，就要写几篇理性的文章来平衡下。我在《民主的贫困（节录1）》开头就提到了许多起义、革命在推翻了一个专制政府又建立了另一个，其原因何在？民主政体中群众，或者说在野的势力进行的斗争演变成流血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套，就会很容易的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之类。这或许没错，但这毕竟是在因果链更上游的远因，可能更接近本质，但却更间接。什么历史问题都往这上面归因就变成历史八股主义了，何况这对解决现实问题没有帮助，不是大家想把让生产力水平翻几翻就能立马翻几翻的。因此要探讨下较表层的原因。

对于第一个问题：

奴隶和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本是为了改善自己和兄弟们的无以为继的窘境，以生存为目的而起义的。大多数人受到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的束缚没有想到要改变这种社会状况，也不知道改如何改变。因此只是推翻了政府，而并不会消灭广布全国的地主或奴隶主。少数能提出均田之类有利于将奴隶、农奴变为自耕农的政策的起义者，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成功。成功的则多半与自己的私欲妥协，可能还有家族和将领的压力与支持，而与后者们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

工人和资产阶级多半有了要推翻现有专制阶级的思想觉悟，因此他们的起义才能被称为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出现的专制政府的最初原因多是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被篡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马克思）”，来较全面的清除旧制度的残余。但在革命领导者的权利欲支配下，在建立符合新阶级利益的新体制的思想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从而形成了一种较长期较过分的专制体制。

对于第二个问题：

现当代在的民主政体中的不同政见者之间发生的大部分的暴力行为，也不能完全归因于私欲或极端分子的刻意捣乱。这种行为的不自觉的目的在于双方对对方最终的底线的试探。如果一方在提出自己的斗争目的时就具有妥协性，另一方觉得即便不能立即全盘接受，也有讨论的余地，那么暴力冲突多半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流血事件的发生就几乎是必然的。双方所提出的表面化的底线都不能被对方接受，同时又各自认为对方给出的不是真正的底线，还存在让步的可能性。那就就会使斗争升级。对于参与抗争的人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出了人命才会逼得斗争双方不得不直面自己能退让的最终底线。在谈判桌上有很大保留的底线在人命面前会最大程度的暴露出来。这使得在和平形式（即非战争形式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或民主抗争中，不牺牲几条命就不可能得到最大的战果。

泰国的这次事件，表面上是以在野一方的失败投降而结束的。但实际上红衫军已经达到了这次运动的最大效果。已经有三十多人死亡还卷入了外国记者，那么再多死十个八个政府就会大步退让的希望不大。因此，要么升级为战争干脆将政府消灭，要么进行表面上的投降保留现有成果。前者的时机不成熟，成功率很低，因此选择后者是自然而然的了。这种不太直接的成果在几个月内肯定会逐渐显露，至少政府会投鼠忌器以免引发更大的危机。但是就为了这些是否值得牺牲几十条人命，还是值得商榷的。可是，如果这种流血是符合“底线测试”规律的，那么或许真的是难以避免的。

我想起十九世纪中晚期的澳大利亚淘金工的政治斗争，淘金工与殖民当局互不相让，最终演变成小规模起义，死了百余人。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淘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暴露无遗，为了避免澳大利亚成为第二个美国，英国国会和政府随后进行了全面退让，较大程度的满足了淘金工们的要求。人们就是这么用生命和鲜血来说服对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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