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矿冶及其影响研究》 序三（后记三）

黄超、刘人滋、周家聪等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

无论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网络世界里，笔者总是悄然地龟缩在某个无风的角落，与外部保持着有限的接点，可还是一不小心被黄超博士揪到了尾巴。那是三年前的一天，同样是在流火的八月，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就像一颗丢入死寂池塘中的小石子，让笔者的平静的生活微微荡起了涟漪。他邮件中说，希望能与笔者进行一些学术交流，主要是关于金银器和金属器方面的。后来得知，黄超博士当时正巧读到了笔者前一年在某期刊上连载的有关近代中国银器与金银制品业的文章，随后便设法取得了联系。此后，笔者跟外部的世界又多了一个新的接点。

那时，这位仁兄还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做访问学者，往来于德英两国的数座城市之间，搜集资料，实地调查，或两者兼而有之。自打认识笔者以后，他每到一地，在忙于自己的项目的同时，还背负上了帮笔者查找、扫描文献的任务。这不禁让人心感歉疚，他却表示，正因为深深体验到研究工作的艰辛，特别是明知某著作、文章涉及到自己关注的内容，却无法一览其详的痛苦，因此一定要好好利用当前的时机，尽量予以的协助。

在结识黄超博士的三年间，他的有关白铜器研究的英文专著正式出版，冶金史、海关史、外贸金属器等领域的多篇论文相继发表，可谓硕果累累。本书作为他的新作，涉及到铁、有色金属（特别是最近两三个世纪间在全球流行的白色金属）和贵金属的冶炼、相关制品的生产和出口等多方面的情况。虽然是以清代广东为中心，但对清代以前和民国时期的情况也多有记述。其中提到的佛山铁镬、潮汕锡器和穗港外销银器等，都是明清至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且一度享誉中外的广东特产。能在完成前述多项研究成果的间隙，以相对较短的时间写出这样一部涵盖广东所有主要金属加工行业的综合性著作，反应出了作者对相关史料和研究对象的熟悉程度，这无疑是此前长时期的积累和思考的结果。

笔者对本书中提到的部分金属材料及其制成品，诸如曾作为远洋商船压仓货的锌锭与铁锅、白铜及白铜器、潮汕地区及东南亚华人的锡镴器以及广东外销银器的情况，也略知一二。可以说，本书几乎利用到了笔者所见所知的全部相关史料。其中有些，笔者只读到过二手的叙述或转引，在这本书中，却给出了原始来源，甚至提到了相关背景。与香港外销银器及工艺品商行祥和号等相关的部分史料和见解，更是首度见之于世。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华南沿海的澳门、广州和香港先后成为了重要的对外口岸和外国人聚居地。因此，与其他省份相比，清代广东金属器产业的一大特质，就是它与海外市场的密切关系。由于欧美商人商船在此时期内异常活跃，并最终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多人一听到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第一印象就是向欧美出口产品。但实际上，经广州、香港等地输出海外的金属制品类型多样，既有制成品，也不乏经冶炼提纯过的原料条锭等。而且，它们不但运销欧洲和美国，还有相当一部分被销售给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西方殖民者及华人移民，甚至当地的土著居民。比如出口东南亚的铁锅，不少是为了满足南洋华人的生活需要。而像银器这样品类繁多的奢侈品，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在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出产的外贸型银器，有的是外国客户委托来华商人下单定制的，有的是外国商人和船员等为了自用、赠与他人或在海外出售谋利而买走的，也有一小部分是供应旅居广州和澳门的西方人社区的。一些欧洲东印度公司等租赁的商馆中，应该便有广州产的银器。比如，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在《广州番鬼录》中提及，他在出席英国东印度公司举办的晚宴时，曾见到过大量的银餐盘，在林则徐为迫使洋商交出鸦片，而封锁商馆区并撤走中国仆役后，他们开始自力更生，其中有一项“家务活”就是擦拭银餐具。上面提到的这些银制品，或许大多数是外国舶来的，但在几十年的使用过程中，总有破损，或因人员增加而数量不足的情况。根据当时其他欧洲人贸易据点中的常规做法，银器的维修、替换和补充，一般在当地进行。华南一带没有（也不需要）欧裔银匠，故而技艺高超、要价低廉的中国手艺人成了唯一的（且绝佳的）选择。可见，在漫长的一口通商期内，洋行夷馆中公用的西式银餐具等，或许便有一部分出自广东匠人之手。鸦片战争以后，卖给在华就职、生活的西方人和在我国开业的洋行等机构的银制品，就更是难以计数了。目前所谓的“中国外销银器”，其实很大一部分便属此类。

那些外国人委托定制和运往海外出售的广东银器，最终用户也不都是欧美本土居民。英属印度、海峡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埃及和南非的欧裔人士，同样是客户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正如一些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研究者在其著作（如Ho Wing Meng的《海峡华人银器》）中，所展示的那样， 那里的一些受当地土著文化和欧洲文化双重影响的老华人移民家庭，也拥有一些粤帮外销银器。广州和香港出口的银制品还受到了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的土著上流人士的欢迎。尤其在19世纪中早期的广州制品中，印度和伊斯兰式样的器具屡有发现。有的在出口之后，还被当地人加上了古吉拉特语等南亚语言的铭文，可见它们确实曾为帕西（又译“巴斯”）商人等南亚族裔所有。这类运销印度的制品，大概在广州外销银器业兴起之初就已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倒闭的“十三行”晚期成员兴泰行，其开业资金就源自父辈经营外销银器所得。他们家的银器行设立于18世纪末，一直经营到19世纪20年代左右，其间与印度港脚商人（英国散商或帕西商人）有过许多生意往来。同一时期，孟买的英文报纸上刊登的有关广州商船到港的消息中，也确有提到货物中包含银器的。

清代的广东并非仅起到了外贸口岸的作用，实际上在产品供应网络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同样拿外销银器为例，由于其原材料并非来自于矿藏，而是流通中的白银，因此提炼、加工和销售环节都可以在省内完成。比之我国其他地区的同行，广州和粤帮洋装银器业者率先且普遍采用制造和销售分离的做法。这就意味着接受订货的商行，可以把大订单分拆，交给几家作坊去生产，从而有助于在当时那种资本有限和缺乏融资渠道的情况下，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市场需求。自18世纪后三四十年起，英国的金匠业同样出现过这种产销分离的趋势，这与当时的银器消费热兴起有关，可见两者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

只有几百页篇幅的《清代广东冶炼及其影响研究》，或许不能算是一部包罗万象面面俱到的鸿篇巨制，但它从多个维度，利用史料、实地调查等的成果，对清代前后广东地区各类金属矿物及制成品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其内容涉及到了产业链的各个主要环节，并附带了馆藏信息等首次完整披露的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我国，尤其是华南一带金属制品业的历史情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8年8月28日

于茸城修是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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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去年的“海上银珠·厚德流光——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银器展”展品较为平淡，以中档作品为主。其中的礼赠银器（Presentation Silver），除了宋庆龄纪念馆提供的孔祥熙赠银碗等少数几件外，大多与政要、军事、文化名人无关，而是些相对缺乏历史影响力的人物和机构的赠物。与近年其他一些博物馆自办的以近代银器为主的展览相比，纰漏较少，比较专业，不过还是有些许瑕疵的，例如：

一、第11页：

上海宝山大场古墓出土？由整体风格、花丝编法（交织底纹为机编）和牙画看，应该是七八十年代出口换汇制品才对，或有“CHINA SILVER”款？

2019年补充：经相关单位反馈，此件却为宝山大场墓葬出土，虽在风格工艺方面依然存疑。

二、第110页

南越时期含银量极低的外销工艺品？反正不是中国的……

三、第139页，这不算是错误，只是有些古怪

此表自称“外国首饰店”，实际既包含广府商人开设的经营粤帮西式银器、首饰的商店，又有粤帮电镀厂诚锠和外侨开办的主要进口、销售日本、英国银器和饰品的新利洋行，有点儿文不对题……

2019年补充：此表的实际来自1918年的相关文献，原表格标题即自称为“外国首饰店”，虽然从今人眼光看，不甚合适。

四、第142页

Kuhn家（库恩，港译官公司）与有亲缘关系的Komer家（科莫尔，港译合马公司）都是匈牙利籍犹太商人。自19世纪末起，两家或合伙或独立地先后在香港、横滨、神户、上海、新加坡、孟买、加尔各答投资经营十余家销售中日美术品的商行。上海Kuhn与新利洋行的关系大概更近似于一家店铺两块招牌，负责人均为G.M·博伊斯（这一状态约维持至一战结束为止)，新利洋行代理Kuhn输出的日本货的同时，还代理谢菲尔德第一大厂马平与韦布的英国制品。库恩与科莫尔商会和马平与韦布，在鄙人的《英国重要金匠、厂商与设计师》及《（主要）日本银器商考略》中均有数页篇幅的专题介绍。

五、一些西式器的命名略欠妥，除下例外，几个西式或中西合璧风格的奖杯、纪念杯类器具被描述为“爵杯”，也不是很合适。

实为带盖黄油碟/butter dish，内有玻璃内胆，放切成小块的黄油备用，为早餐等所用之器具

召苏 2018年9月5日 于茸城修是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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