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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柴维尔的由来

又到了考验记忆的时候了!军火库爆炸事件让我想起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回忆中……

目前刚果河两岸各自为一个国家,西边是刚果共和国,即刚果(布),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东边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刚果(金),旧称扎伊尔,以前是比利时殖民地。

两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分别建立在作为国境线的刚果河河口两岸,两个国都隔河相望,可以算上世上一奇事。要是两国掐起架来,互相沿河摆一溜炮估计就能把对方的首都给废了,根本用不上飞机和导弹。

金沙萨原名利奥波德维尔,名称来源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殖民时代,这个国家曾一度是此君的私人领地。布拉柴维尔同样来自于人名——布拉柴好像是个法国探险家,19世纪下半叶曾经在刚果河口一带活动过。

既然这“利奥波德”和“布拉柴”都是人名,那么“维尔”是什么呢。“ville”这个词一方面可以根据法语翻译为城镇、市镇,意思简单明了——不过法国本土好像还真没什么名字以维尔结尾的城市。另一方面,在记忆中,当地人的语言里也有一个翻译成“维尔”的常用词,本意是草场。当时这一带的原著民主要以放牧为生,以牛羊为财富,“维尔”是他们赖以为生的资源和赖以居住的土地。根据草场的草质有酸维尔区、甜维尔区之分,根据维度,有低维尔区、中维尔区、高维尔区之分,等等。因此“维尔”或许还能更宽泛的理解成是“什么什么的土地”。这样一来,它们或许也能被分别解释为“利奥波德的土地”和“布拉柴(发现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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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想录分论二、政府的作用与世界政府的幻想


政府是什么?从历史经验出发实证地来看,政府一直是一个统治体系。而从现代社会需求出发,进行规范分析,政府应该是一组服务机构。


人类具有有限的生命和有限的能力,无法完全依靠自身来满足所有需求。如果人类能修炼到佛教所说的神通境,能变多为一,一为多;大为小,小为大;入水入地不为山河石壁所障,且凌空飞行自在,来去无碍……”,可以极少或几乎不需要依赖于他人,那么政府的存在也就没太多必要性了。


正由于人类的精力能力有限,兴趣特长又彼此不同,因而按己所能各自生产不同商品,提供不同服务,并进行交换,是互利的好事。但是,有那么一部分大家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必须对所有社会公众提供,很难将特定的人从接受服务的对象中排出出去——比如对马路的清扫、对食品质量的监管、对社会治安的维持之类——由于这类服务不具有排他性,它们很难或不可能由个人或公司提供,并向获得服务的人收费,因此需要一个公共机构从全国民众的收入中获取一部分资金来运营这些事业。此外一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超长期才能收回投资,且对大范围的民众有益的建设活动,也需要有一个有权限和实力的机构来负责。


从一定角度来看,现代政府理论上应该是满足了上述社会需求的这样一种机构。它通过税收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来获取提供相应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和进行市政建设所需要的资产,同时维持自身运作的正常开销。它还能通过国债来将那些惠及多代人的工程的建设费用向后人摊派,即不能光让当下人缴纳税费来为各种建设埋单,也要将后来人的付出的税费提前预支些。这并不是简单的超前消费,而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前人种树给后人乘凉的确是件好事儿,但后人在树荫下多半不会感激前人,还会说风凉话埋怨树长得不够歪,因此也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捡了便宜去卖乖,多少得掏点钱出来把政府向前人借的债还上。


 

虽说政府是服务的提供者,人民是服务的消费者,消费者一般总有发牢骚的权利。但顾客至上的原则在这里并不适用,毕竟政府比较接近于垄断企业,而人们接受其服务的需求又是刚性的,甚至是受法律限定的,因此消费者在这里处于弱势。另外,税收与为一般服务支付的酬劳不完全相同,个人以为其中的一部分更接近于保险金,许多服务设施或机制在正常情况下对普通市民并无作用,一旦特殊情况发生,其益处才能落到相应的个人头上。——啊,打住,完全跑题了,我们转回来——


政府可以有多重级别,一般上是上级政府管理下级政府,按理说应该是下级政府(或者说下级政府服务的民众或代表这些民众的地方议会)向上级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利,以便使当地民众能得到上级政府提供的某些服务。比如甲地的工商文化发达,当地居民从事脑力劳动为主,大多不愿意当兵,而乙地民风彪悍,勇武者受人敬仰,不少居民愿意入军服役。如果甲乙两地将国防权上交给一个共同的上级机构,那么其资源配置结果将更贴近两地人民的意愿。


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多个国家形成的区域联合政府,乃至世界政府的出现是可能的。可以说从家族到部族、到部落联合、到国家、到国家联盟,再到世界政府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因为这种历史规律不是拍脑门儿拍出来的,在其背后反应的是人类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切,对其各自不同的幸福(即对满足各自不同的爱好和意愿)的追究,可以预见,世界政府将在全球性资源配置上和提高全人类整体福利方面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于想象和推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世界政府的一些特点。首先,可以肯定它与现有的联合国及专门机构有重要差别。现行的联合国是一种政府间对话和协调机构,是由各国政府参与和组成的,它之所以只能是一种协调机构,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不向任何人民权利机构负责,因而缺少进行任何直接行动的法理基础。而世界政府将是在世界议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它至少理论上名义上向全人类负责。


其次,世界政府不意味着霸权。像科幻小说中那样的靠强力统一的世界政府是难以维系甚至根本无法建立的。世界政府只能是各国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的,它根据各地方所让渡的权利提供与之相应的服务。与此同时,地方自治仍然存在,许多公共服务,甚至大部分公共设施建设等仍将由各级各类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地方行政机构更了解本地居民的文化和心理,在提供民事相关服务上也更有优势。


虽然有利有弊,有些也极难实现,但我仍然期望这个假想中的世界统一机构能担负下列职责:


1、由向世界议会负责的真正世界银行发行世界通用货币。黄金产量有限,特别提款权使用不便,美元之类的特定国家货币作为国际主要结算手段则很容易变成货币霸权主义。世界通用货币的最大缺点是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用货币手段调节自身经济的工具。但这本身就不是特别重要,如果重要性真的那么大,那像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的每个省份都应该发行自己的货币。何况汇率等部分货币工具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将祸水引向全世界的一种损人利己的工具。世界政府有责任对各个地方予以一视同仁的援助,这样才能更快更有效的解决经济危机,避免地区性的经济问题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震荡。


2、成立向世界议会负责的维和部队——想来指挥和运作这样的军队是很有难度的。其来源是从世界各地招募,而不是由各国政府派遣,其比例需要精心控制。各国政府逐渐放弃国防权利,只保留内卫部队负责内部安全事物和抢险救灾工作。嗯,这已经是理想论了。


3、能源资源开发活动由世界政府招标给特定的企业去经营,不再由各国政府所有。这类公司的相当比例的股份应该在全球市场可以随意买卖并对持股设定相应的限制,使公司由较广范的民众根据其投资意愿所有,而不由特定国家控制。资源产品的价格按招标规定和受市场调节手段制约的某种价格形成机制来制定。虽然听上去是天方夜谭,但其背后的原理在于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本身应该属于全体地球人。按照常变常新又实际上没有大神保护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确定归属者,常常导致资源无法被利用,也导致其价格过分受政治左右,甚至每一滴石油都要用一滴鲜血来换。资源本身应该由愿意进行经营的企业来开发,由愿意使用的人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而不是通过丧尽天良的强盗行径来占有。当然,世界议会在讨论和决定招投标规定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当地和邻近地区的意愿。比如接标方应该优先使用当地劳动力,对周边多少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提供优惠价格,对因开发而受影响的住民尽量予以适当的不常,以及注意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等等。


上述这些看似为飘渺的幻想,但其总体上符合总论中提出的的理念,就长期来看将对全人类有益。而短期来看,虽然表面上不免会对一些人的利益有所影响,但实际上对那些围守着因领土争端而无法开采的资源,搞不好还要反复接受战火的洗礼却自认为保全了利益的人并非是坏事——即便不是对所有人,也能使大多数冲突的相关方的境遇得到帕累托改善。


2011年6月29日初稿

2012年3月5日整理

Tags: 政治学 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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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即正义:义与理性的分类与准绳


“义”是群体利益的历史表现。由于历史决定了人们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而也决定了一个群体(指国家、民族之类)的存在方式,因此这里的利益并不全是这个群体可以直接得到的真金白银。宗教、民族感情、理念这些历史遗物对某个群体的“大义”的内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来源于人的理性的。


当一个群体的决策者(或者统治集团)在做出一些重要决定,特别是与本系列的主题——战争有关的决定时,有三个因素会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这一决定与领导者们,以及整个群体中与他们有密切关系对他们有较大影响力的部分人的利益或“政治利益”(参见附二)是相符还是相悖;

2)是否有办法使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决定表示接受——对越民主的群体这点越重要,极力宣传该决定对整个群体大多数人有利的一面,或借助宗教等文化理念进行煽动是提高支持率的重要手段;

3)决策者的理性。


那么理性又是什么?纵观“理性”这个词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它有两种区别明显的主流含义。一种理性用于判断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这是真正的理性。而另一种理性则用于判断行为是否对自身(在可预见的中短期内)更有利。后一种理性是基于数值计算的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


举例而言,一家工厂如果直接将污水排放到自然水系中,年利润一百万左右,如果对污水进行处理要一次投入两三百万购置设备,每年还要额外花费几十万。在没有严格的法规,或者有法规但不存在严格有效的外部监督的情况下,那么这家工厂的决策者就可以自主决定。他们可以以正义的富有良心的理性来做出处理污水的决定,也可以根据基于对眼前利益的计算的工具理性做出直接拍污的决定。


很可惜,随着“理性”这个词的发展,后者逐渐成为了主导,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主要是依靠后一种理性来进行决策的,还将这种理性美其名曰“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其结果是在现代化发端至今的数百年历史上,科技较发达、政治较民主的“文明”国家每每做出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而他们口里心中的野蛮人正是被掠夺、欺凌与屠戮的对象。至此“义”不再来源于正义而来源于利益的计算——而这种利益通常还是短视的,正义则沦为借口和宣传资料。


那么到底何为正义?普世的正义显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判断是否正义的标准并非完全没有,一字以蔽之,“仁”也。“仁”在中文里的内涵外延都给人模糊不清的印象,但就其实质,自认为可以借用经济学中帕累托有效的概念来比拟。所谓“帕累托有效”是指做一件事其结果使一些人处境变好的同时没人因此处境变坏。对于“仁”而言,上面这句话中的“人”应该是人的全体,而不仅仅是本群体内的人,甚至本群体内的部分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决策使群体中的某些人得到好处的同时,如果危害到le群体内的另一些人、群体外的某些人,甚至未来的人的正当利益收到了损害,这便是非仁不义的,是不公平的,是野蛮而非文明的。而且这种对群体中某些人或群体外某些人或人类未来有害的活动一经积累,必然会导致内部的社会矛盾激化,或外国外族人的报复袭击,或对后代和人类自身的危害。


当然,“帕累托有效”的理想主义状况很难达到,很多决策必然要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对于合法合理的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况,应当给出合适的补偿。但是这并不容易,表面上看是个技术问题,只要有个中立机构经过严格的计量和论证来确定每个受影响的人的直接、间接损失,甚至对未来机会的损失就能得出补偿数据。但实际上损失是无法通过计算来准确界定的。比如某国某地的政府要将某幢旧楼拆去建绿化,这幢楼下有个自有产权的店铺,这个行为会为店铺所有者在未来带来多少损失呢?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不管你用现在的营业额,过去三年的平均净利润,去年的利润乘以近几年增长率的平均值,还是其他的什么来估计都不会是准确的,甚至很难说哪个更合理。此外,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影响之外,有些活动会造成一些人心理上、感情上、精神上的损失,这些更加没法测算。更有一些补偿的合理性在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争议。可以说补偿的难点总是在于确定哪些利益是合法合理的及其数量多少上。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无论如何“仁”依然应当作为“公平与正义”的核心实质,是真正的义和真正的理性的标准。目前现实中来源于历史和习俗的“义”,受到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国家理性的影响和绑缚,自然只能得出“仁可以兼义而义不可义兼仁”(冯友兰)的结果,这也是许多名义上的“义”举不断面临困境和挑战的本质原因。原儒所倡导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正是对真正的义和符合这种义的真正的理性的呼声。兼顾各方合理利益、兼顾现在和未来的“仁”才是引导人类迈向和平时代的唯一途径。煌罗万象的大宇宙所给人类带来的即无穷无尽又总显稀缺的资源,以及由这些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和利益,对于它们的分配问题,应该是一种科学化的技术问题,并带有人性的关怀,但却成为了引致入侵与报复的链锁循环的最主要原因。

 

(“人类迈向和平的唯一途径”狂想录·总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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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目的(狂想录 附2)<稿>

 “人类迈向和平的唯一途径”狂想录

附2:战争的目的

战争大体是政治活动的一种,而且就历史来看是最主要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政治活动。因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是基于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发动的,这种利益往往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间接的,预期性的,因此我将其笼而统之的称为“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到底是什么呢,总体来说,就是设法维持政权,增强统治力,扩大统治范围,通过这些可以使统治集团及其支持者在今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名声。

其中“维持政权”比较好理解。有些战争是在统治集团的政权不稳固的时期发动的,其主要目的是制造外部压力,创造共同的敌人以便转移国内矛盾,或者是做出对外部强权势力的反抗以平抑内部的不满情绪。阿根廷率先挑起的马岛战争和慈禧支持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区,都属于这一类。

“增强统治力”与维持政权也差不多,通常是在统治地位较稳固,甚至多是在刚刚稳固的时期发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一雪前耻、彰显国威一类,也有的是为了控制某种关键资源以获得国民的更多支持。

而“扩大统治范围”在封建或更早的时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目的,国王、领主们通过吞并别的国家或别人的领地,并由此可以在以后获得税收在内的许多利益,这使得历史上的骑士、武士阶层长期乐此不疲的反复发起战争。

除了对个人私欲的预期之外,统治者发动战争偶尔也受到义的影响。比如拜占庭帝国的一些统治者一直力图恢复整个罗马帝国的疆土,恢复大罗马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不只是利益两个字就能涵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自称罗马皇帝的家伙们自然而然试图去追寻的大义。

但是,一般看来发动战争对于统治集团而言主要是为了政治利益——即对个人私利的预期。但同样投身于战场的,支持甚至参与发动战争的百姓们,相当程度上是受“义”的蛊惑。

无论如何,一将功成功成万骨枯。所发起的战争如为利,则利不足以抵命,无命则何谈利,得利者何人顾及死者?所发起战争如为义,如圣战,则定为义所诓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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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十年祭

我还记得在九幺幺事件的第二天,我曾在高中历史课堂上说,这是“被文明人视为野蛮的所谓野蛮国家”向被“野蛮人视为野蛮的所谓文明国家”的反击。虽然有些拗口,但似乎没错。十年多来世界依然如此,各种国家带着他们各自特有的野蛮方式任由甚至支持国内外的各种野蛮分子横行于世,直到对己不利的事情发生。

 

亨利·亚当斯曾经说过:“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煽动仇恨的组织。”应该还可以再加一句: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劫掠世界的组织(而非民主的政治,甚至要劫掠它自己)。

 

不管怎么说,2011年9月11日对于我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有五万定期存款今儿到期了,又可以继续挥霍了,世界神马的,未来神马的,随它去!

 

Tags: 战争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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