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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右派在观点、理论和思想上的差异是无法一言以蔽之的,所有差异几乎都源自于他们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学说几乎都是从这一不同上引导出来的。人对自己看得比对不相干的外人要重要,这并没什么不合理。但是当人能满足基本的要求,生活的比较舒适康乐之后,应该怎么做,由其对于有产者(企业主,工场主,农场主,矿主之类)会怎么做,在这一点上价值观出现了分歧。这里有两条比较极端的道路和一些中间道路。下面以极端道路为例。

一条道路是尽力剥削工人,偷工减料,以及使用其他一切可能的手段继续积蓄远超出正常生活所需的资产和财富。可见这种思想(和有这种倾向但不至于这么极端的思想)导致的必然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必然要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国策。但如果这种思想成为主流,大部分国民都被塑造成个人主义者,那么这种社会通常会倾向效率优先,因而生产力发展较快。这类国家对内会有机会变得较为自由,但对外容易发展成多数民众支持的霸权主义(如果这个国家足够大的化)。

另一条道路是减少剥削,保证质量,在收入以足以维持略高于正常生活所需的开销的状况下,保持较低的利润率,使职工和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这种思想会演变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其结果是更注重公平。这种公平容易导致平均主义,但由于无法消除人类自原始社会结束起就不断膨胀的自私、懒散和贪欲,这将带来较低的生产效率。由于同样的原因,政治上,这种集体主义也容易蜕变为专制主义。如果这种自私和贪欲不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那么集体主义的社会是难以维持的。如果这种集体主义形成了政治上较为集中的国体,那么对外政策上受领导层及其智囊团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可以发展为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也可以发展为虽然尽量保证本国利益,但有较大公平和公正性的外交政策。

右派思想是对人类的贪欲妥协的,认为这是人类的本性,从而在经济上得出理性人的假说,并将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合理化,最终使右派的民主成为了有产者的民主。左派从原始共产主义,以及土著民族甚至在很近现代还维持的共有制社会这个例子出发,否认极端个人主义是人的本性,进而要求创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因而左派的民主更接近于无产者的要求。

纵观全球,目前右派思想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都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经济上。而左派在政治上仍然有一定建树。为应对个人主义引致的各种负的外部性,法治非常重要,因此右派学者大多都强烈推崇法治化。集体主义所要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就目前来讲,由于人类对诱惑的抵抗性太差,因而还是乌托邦,故此左派在实践上仍处于弱势,还没能提出合理有效且被实践证明的社会构架。

Tags: 左派 右派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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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篇感性的文章,就要写几篇理性的文章来平衡下。我在《民主的贫困(节录1)》开头就提到了许多起义、革命在推翻了一个专制政府又建立了另一个,其原因何在?民主政体中群众,或者说在野的势力进行的斗争演变成流血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套,就会很容易的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之类。这或许没错,但这毕竟是在因果链更上游的远因,可能更接近本质,但却更间接。什么历史问题都往这上面归因就变成历史八股主义了,何况这对解决现实问题没有帮助,不是大家想把让生产力水平翻几翻就能立马翻几翻的。因此要探讨下较表层的原因。

对于第一个问题:

奴隶和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本是为了改善自己和兄弟们的无以为继的窘境,以生存为目的而起义的。大多数人受到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的束缚没有想到要改变这种社会状况,也不知道改如何改变。因此只是推翻了政府,而并不会消灭广布全国的地主或奴隶主。少数能提出均田之类有利于将奴隶、农奴变为自耕农的政策的起义者,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成功。成功的则多半与自己的私欲妥协,可能还有家族和将领的压力与支持,而与后者们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

工人和资产阶级多半有了要推翻现有专制阶级的思想觉悟,因此他们的起义才能被称为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出现的专制政府的最初原因多是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被篡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马克思)”,来较全面的清除旧制度的残余。但在革命领导者的权利欲支配下,在建立符合新阶级利益的新体制的思想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从而形成了一种较长期较过分的专制体制。

对于第二个问题:

现当代在的民主政体中的不同政见者之间发生的大部分的暴力行为,也不能完全归因于私欲或极端分子的刻意捣乱。这种行为的不自觉的目的在于双方对对方最终的底线的试探。如果一方在提出自己的斗争目的时就具有妥协性,另一方觉得即便不能立即全盘接受,也有讨论的余地,那么暴力冲突多半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流血事件的发生就几乎是必然的。双方所提出的表面化的底线都不能被对方接受,同时又各自认为对方给出的不是真正的底线,还存在让步的可能性。那就就会使斗争升级。对于参与抗争的人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出了人命才会逼得斗争双方不得不直面自己能退让的最终底线。在谈判桌上有很大保留的底线在人命面前会最大程度的暴露出来。这使得在和平形式(即非战争形式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或民主抗争中,不牺牲几条命就不可能得到最大的战果。

泰国的这次事件,表面上是以在野一方的失败投降而结束的。但实际上红衫军已经达到了这次运动的最大效果。已经有三十多人死亡还卷入了外国记者,那么再多死十个八个政府就会大步退让的希望不大。因此,要么升级为战争干脆将政府消灭,要么进行表面上的投降保留现有成果。前者的时机不成熟,成功率很低,因此选择后者是自然而然的了。这种不太直接的成果在几个月内肯定会逐渐显露,至少政府会投鼠忌器以免引发更大的危机。但是就为了这些是否值得牺牲几十条人命,还是值得商榷的。可是,如果这种流血是符合“底线测试”规律的,那么或许真的是难以避免的。

我想起十九世纪中晚期的澳大利亚淘金工的政治斗争,淘金工与殖民当局互不相让,最终演变成小规模起义,死了百余人。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淘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暴露无遗,为了避免澳大利亚成为第二个美国,英国国会和政府随后进行了全面退让,较大程度的满足了淘金工们的要求。人们就是这么用生命和鲜血来说服对方的!

Tags: 暴力 政治斗争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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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贫困(初稿节录-注1)

一、民主的最大敌人和民主政府的最奇特职能

    世界一直不太平,最近国际国内天灾人祸,经济社会问题不断。亲政府的媒体宣扬些政府功绩,愤青们将一切解释成政府的过错,看了这些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言辞之后,后我是很有感触的,这些感触与我近几年在思考的问题有关,我并不想现在就谈这类问题。一则是三言两语说不完,万语千言的文章没人看。二则是个人修行还不够,说多了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因此只能从一个方面简单谈谈,故此看上去可能有些极端。就算极端,但是话总要有人说。在一个国家,能说与政府意见不同的话而不怕被枪打死,那叫政治民主,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用来测试中央政府肚量的低层次的民主。能说与大众甚至包括政府在内的全民意见都不同的话而不被口水淹死或乱棍打死,这才是全社会民主,是能测试出全民肚量的真正的民主。(这篇文章没有特指中国,我觉得这里的分析对全地球大部分国家都适用。)

    我一直在想,地球上的人为啥一直都在白折腾?历史上暴君暴民,暴民暴君,像走马灯般轮番上阵,到底为了民主进程起了多少直接作用?在古代,奴隶或农民起义 者,带着穷兄难弟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推翻了原来的专制统治者,然后呢,自己变成了专制统治者。到了资本家或工人这儿,通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等)创立的大多数政权,在随后不久就变得更加独裁专制。现当代的所谓新兴民主国家,通过流血斗争(多年前的韩国、台湾地区,近几年的泰国等),赢得政党轮替,但除了社会矛盾更加激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不管古今中外,社会问题靠推翻几次政府是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这些起义、革命或斗争之所以有成果,之所以很多问题现在解决了,相当程度上不在于当时推翻了旧政府,打倒了旧专制集团,而更在于与此同时或在此之后思想和社会风气的逐渐改变,以至于连旧集团的人都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而其后代中的大多数则更是站到 了与祖辈不同的立场上去了。

    现代共和体制的国家的政府并不是产生社会问题的直接根源,官僚体系和制度也不是,这些最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阻碍或促进作用,重要的在于文化,在于社会风气,根源在人心。毕竟,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官僚,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它们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或什么人制定的。如果光靠推翻几次政府就能把社会问题都解决,我们早都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了。

    自私、贪婪、功利主义、对他人冷漠和公德的丧失这些不良的已在人们心中扎根数千年的风气才是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才是民主的最大敌人。我想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政府欢迎有毒食物,欢迎贪污腐败的官员层出不穷,自拆台面;也没有哪国政府欢迎民众跳楼,欢迎校园枪击或袭童案频频发生,自食其辱;更没有哪国政府欢迎经济危机,欢迎大规模游行示威,自抽耳光;更绝不会有哪国政府欢迎民众暴乱,引发革命,自掘坟墓。可以说,政府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罪恶,而社会的罪恶只有一小部分是现行政府的罪恶,属于本届政府的罪恶就更加少了,大部分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社会的罪恶。

    很多人不以为然,好像自私、贪婪和功利主义存在于政党、政府、官僚或企业家这类泛泛而谈的群体性名词里。在我看来,全世界上下不论党派职业,不论男女老幼,不论性别出身,大部分人(甚至多半包括我自己)都已被贪欲和功利主义的邪毒深深污染而不自知。并且还在不断地培育着同样被污染的下一代,主动地献媚并惯坏了也同样被污染了的医生、教师、资本家和官员们。未有垃圾恶臭溢,焉得蚊蝇自在飞?

    于是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政府是活该的。毕竟现代民主政府的最奇特却又非常重要的职能是:为它所又爱又恨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靠报道这些问题吸引眼球以大发其财的新闻媒体提供了一个用来推卸任何责任和宣泄任何不满的对象,而政府首脑就是用来给人恶言相向的活靶子和出气筒。不管是井喷矿难,工人跳楼,无人管理的儿童失足落水还是其他的什么,责任都在政府,民选政府不就给是人们抹屁股的吗?外国的领导人对此心照不宣,中国的领导人还不太习惯。

    举个例子,政府说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但学校要的不是德育而是好的名声和利益,父母要的只是儿女有高高的学历,能够出人头地,两相一合,学校发现名声 和利益在于成绩,因此学校教育的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培养答题机器。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抓成绩比抓看不到的德育要容易,因而老师和家长们或出于自己已被扭曲的社会歪曲的好心和责任感,狠抓成绩;或出于自己的私心和名利,猛抓成绩;亦或出于自己的懒惰和对到底怎么德育的迷茫,而只知道抓成绩。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 真正的人品,没看到社会上普遍欠缺的公德,自以为不偷不强不打架就是不需要德育的好娃娃。

    反正我见过的读书异常好的学生,十有七八都是些读书功利主义者。舍弃自己的爱好和真心,将分数高低与自己的尊严和人生目标挂钩,结果被自幼教育成潜藏极度自私和贪欲但表面极其优秀的学生。在学校的十几年中本就没培养出什么好的德行,出了校门之后,只要跟考试无关又听上去不怎么有趣的书几乎一律不看,这种功利主义严重影响了其中许多人素质和品德的提高,使他们将“饱暖思淫欲”这种实证性的结论当作规范研究的结果,而把“富贵不能淫”远远地抛在了脑后。

    一方面政府的官员中有不少就是上述哪种被功利主义正当化所蒙蔽的人,或是被充斥着这类小市民想法的选民所左右的人。即便有几个“众人皆醉吾独醒”的有识之士,他们应该怎么做?持左派观点地说必须以强制力去推行,民众认为这不民主。持右派论调地说非得靠制度引导来实施,民众认为这是不作为。更何况,以强制力实施要有超人的眼界和智慧,靠制度引导要注意制度有常被忽略先决条件,此外还有外部性会造成制度失灵(自由市场也可以看作是制度的一个特例)。存在于社会中的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构建,它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就像在任何强公理系统中总有无法证明的命题一样(超越了一下,思维忽然跳到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去了)。

    有篇文章叫“爱 国 家 不 等 于 爱 朝 廷”,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马克思都说“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注2)”。但是由此推导,恨社会不应该只恨朝廷,社会面貌的改善不是已与社会同流合污的政府自己就能独立完成的任务,这相当程度上要靠全地球人的努力。这个社会需要愤青,但不需要那些以为推翻了政府,更迭了政权,在民主和集中之间更多的倾向于民主,所有问题就能完全解决,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能基本解决的愤 青。很可惜的是,大部分愤青都是这类,给愤青这两个字抹了黑。真正的愤青首先要敢于直面未能出淤泥而不染的自我,能够不随波逐流地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否则等他们通过暴力也罢民主选举也罢,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会让大家见识到什么叫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体验到当年的愤青现在不但青得发黑了,还有股子粪味儿!


注1:与其说是节录,不如说是一篇未完全整理好的草稿的前半段。

注 2:这句话是马克思用来批判黑格尔所认为的国家是先验的存在,是普遍理性的体现,代表普遍的利益,是教养和管理公民的实体。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因果颠倒 了,应该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的存在和其所代表的利益。在这里,我虽然认为政府有相当大的责任和义务避免和解决社会问题,但将任何天灾人祸及所有其 他问题都100%地推给政府(在多党制民主国家甚至当届政府推给往届政府,此党政府推给彼党政府),而完全不考虑从社会和人类自身角度来寻找原因,也何尝 不是一种颠倒。只见政权轮替,不见社会改善也何尝不是一种讽刺。此外,“民主的贫困”这个标题显然也是改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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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我的几个语言学假说

    不好意思,我对语言学了解不太多,略微看过这方面的书,只是喜欢胡思乱想而想到了几个问题,我没有查核过,不知道是否已有他人提出或已被证实。

·假说1·
    一个可能被普遍承认的假说:语言在发声上向着更清晰,更容易分辨的方向发展。
    比如复合词的轻重音变化等是在绝大部分语言中都存在的现象。又比如汉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中一些音节的颚化,通常使几个音听起来差异更大些。后文要用到这个假说,因此这里提一下。

·假说2·
    语言似乎是延黏着语到屈折语到孤立语的方向发展的。
    虽然一些语言在某个阶段长期停留了下来,另一些语言或许跳过了某个阶段,但总体上看来似乎如此。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初民使用的原始的自然的语言主要是由一些单音节或不多的几个音节来表示的实词组成的句子。在原始人的大脑中,似乎实词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并没有严格的先后次序。随着需要,语言变的更复杂更完善,为了不产生歧义,这就需要能表示出句子中各个词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表明词性和它是句子的什么成分。比如一个词到底是名词还是同源的动词,如果是名词,它是主语、宾语、还是用来修饰另一个名词的定语(比如表所有格)。此外,实词的人称、时态、性和数的变化,以及副词词尾本身也是为了帮助区分词语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语言中没有规定表修饰限制的词必须出现在被修饰词的前面还是后面的情况下,带有副词词尾可以表明它修饰的是主句的谓语或者最临近的分句的谓语。又比如,一个句子由一个单数词、一个复数名词和一个表单数的谓语动词构成,那么哪个名词是主语就一目了然了。但是上面这个方法增加了语法的复杂性,增加了音节,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假说1的趋势。因此随着时间发展,我猜想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固定的顺序来标明词语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以简化语言,这样词尾变化之类就逐渐显得无用了,而慢慢地被淘汰。由此进一步发展为孤立语。
    因此,孤立语与屈折语的差异,与其说是否单词存在屈折变化,不如说更深层次的差别是前者使用句法来表明词语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更多的通过词法来表明句子中词语之间的关系。现在回到这个假说的开头。我们的祖先最初想要表示词语之间的关系是,采用的方法是在实词前后添加额外的声音(单音节,或最多两三个音节),由此产生了粘滞语(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考虑到要固定句子成分的位置了,但还没开始全面应用)。这些额外附加的音节变成的辅助性词语在传播或传承的过程中与原来的实词合并而产生了屈折语。这种合并可能是为了简少句子中的词数和字母数(合同同时伴有字母缩减),也可能只是后代并不知道本来有一个实词和一个助词,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听到大人们在某个情况下总将这一组音放在一起说,而以为它们本身就是一个词汇。可以推理出,到底是哪个原因造成的,取决于是否发明了文字。如果已有文字,那么是前一种原因,否则是后一种原因(即在创建出文字时,实词和辅助词已经结合了)。当词语按照其作用在句子中的位置固定下来,并由此而逐渐去除了无用的词尾或词的首辅助音节,简化为了孤立语。
日文似乎在从粘滞语到屈折语的发展过程中半途停止了,也可能还在缓慢的发展中。这可能是由于引入汉字并仿造其设计了假名的影响,使屈折变化变得困难。而汉语在有文字出现的时期就已经基本发展为了孤立语,虽然古汉语有屈折语的不明显的残余,但在此之前是否经历过粘滞语的阶段就无法得以证实了。在古典拉丁语中,许多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都不固定,因此词尾变化非常重要,否则复杂点的句子根本无法理解。但在现代英语中,大部分的人称、时态和数的变化都除了增加麻烦而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英语中已经不再区分阴阳中性,并且比起法语等更接近拉丁语的语言来,时态也相应减少。在除了典型的孤立语(如汉语)之外的许多语言中,一些句子成分的位置仍然有较大灵活性。比如日语中主语和宾语都是连谓修饰语,主语并不必须出现在宾语之前,只有通过其后附加的助词,才能确定在谓语前的名词性词汇是谓语的主体还是客体。

·假说3·
    句法和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参与语言创造或语言发展的人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这个假说是要带问号的。它由假说2引出,并由下面这些例子使我加深了这种想法。这个假说是要带问号的。它由假说2引出,并由下面这些例子使我加深了这种想法。人类为社会生活创造出来的东西(即社会建构,social institutions)总是受这些人的意识的影响,因此笼统地看,这个假说是成立的,但没什么意义。如果从某个方面看,又很难核实,所以对下面两个例子所描述的因果关系还是存在怀疑的。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句法的。在中文和英文中,句子成分大体是按主谓宾的顺序出现的。这可能是古代“主贵宾贱”这种价值观的反应。“分宾主落座”、“客随主便”之类的词汇也反应出这种与现代文明礼仪可能不太一致的价值观。而日文中谓语总是后置于句末,主语和宾语的地位差距较小,顺序并不确定(虽然多数情况下主语置前,但这可能是像孤立语发展的结果)。这可能也是对历史上主人和宾客的重要性的价值观的反应。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词法的。在英文中谓语的时态总是随主语而定的。而日语中(时态相当少,只有表示现在-将来和表示过去-完成的两种,但不光助词出现了变化,动词尾也有相应变化,可能是向屈折语发展的一种证明)动词时态并不跟主语转,而是采用话题优先的原则,使其很大程度上受宾语影响。比如英文中口语的谢谢(thank)极少出现现在时以外的事态。但在日文中则现在式和过去式都很常见。比如你走出餐厅时,餐馆服务员会使用过去式的谢谢,以对过去的已完成的用餐表示感谢,单纯从句子成分上看,这时时态是由宾语的行为而非主语的行为决定的。可能反应古代日本某些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宾贵主贱”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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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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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州街头,偶尔听到一对年轻男女在研究“烟花三月下扬州”。最终“烟花”被解释为了烟花爆竹的烟花。不禁莞尔。唐朝又不是江户时期,爆竹倒是有了,哪来的“玉屋”、“键屋”啊。虽然鄙人对科技史不甚了了,但这个“烟”应该是“烟雨朦胧”的烟,“花”应该是“繁花似锦”的话,和Fireworks十有八九扯不上关系。

唐代,岁首已经被固定在元月了。虽说武则天改号大周后曾恢复周历将岁首改为十一月,但是在李白出生的前一年(700)又已经下旨重新改了回去。因此这里的三月是指农历三月并无问题。何况即便岁首不在元月,唐人所说的三月也可以指农历三月,而并非必须指从岁首开始的第三个月。

哪里是扬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地理名词所指范围是常变常新的。本来上海、吴淞、宝山、嘉定、南汇、奉贤都是些互不相干的县镇。但现在都被划入上海境内,其中一些地名甚至都消失了(比如吴淞并入宝山,南汇并入浦东)。在上海变大的同时,扬州的辖区却在变小。传说扬州乃上古九州之一,相当于目前南半个华东加上北半个华南。秦汉以后其所指范围基本上包含现今的安徽、江苏两省的部分地区(主要是长江以南地方)和赣浙闽三省的大部分,当然也包括现在的上海市。隋唐以来先后置过以扬州为名的州、路、府,也基本是一级行政区,包括现在江苏省大部和一些周围临近地区。解放后才划浙江省江都县城为扬州市,这便是现在扬州市的雏形。因此青莲居士活跃的时代,扬州的辖境大致为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县、高邮县,以及泰州市、宝应县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啥在扬州买特产,有人会推荐你高邮咸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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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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