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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由于独生子女和城市小家庭的原因,绝大多数80后似乎都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堂兄妹与表兄妹的数量差不多。并且觉得如果两者数量差距较大的话,那么原因在于祖父母的子女和外祖父母的子女数量本身差别很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总体而言,一个人的表兄弟姐妹肯定比堂兄弟姐妹在数量要多上许多。以三代以内旁亲为限。可以看到,堂兄弟姐妹都是你祖父或其兄弟的孙子、孙女(与你同姓)。
但同辈的表亲则要复杂多了,劳动了一下脑细胞,发现可以分为以下十一类:
1、外祖父及其兄弟的孙子、孙女(舅表,与母亲同姓)
2、外祖父的姐妹的孙子、孙女(舅表,姓氏不定)
3、外祖父及其兄弟姐妹的外孙、外孙女(舅表,姓氏不定,自己不算哦)
4、外祖母的兄弟的孙子、孙女(舅表,与外祖母同姓)
5、外祖母的姐妹的孙子、孙女(舅表,姓氏不定)
6、外祖母的兄弟姐妹的外孙、外孙女(舅表,姓氏不定)
7、祖父的姐妹的孙子、孙女(姑表,姓氏不定)
8、祖母的兄弟的孙子、孙女(姑表,与祖母同姓)
9、祖母的姐妹的孙子、孙女(姑表,姓氏不定)
10、祖父及其兄弟姐妹的外孙、外孙女,其中包括父亲的姐妹(姑姑)所生的儿女(姑表,姓氏不定)
11、祖母及其兄弟姐妹的外孙、外孙女(姑表,姓氏不定)
总之,我把仨爷爷家的所有同辈堂亲加载一起也不会超过10个,但表兄弟姐妹却多得……十有八九能编成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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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碎语]男为悦己者穷

最近听到句怪话叫“士为知己者死,男为悦己者穷”,那遇到异性知己非得死穷死穷的不可。不过,《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有云: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易经·系辞》中又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死而后生,穷以致久,虽人生如是,岂为恶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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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制的背后是对“差生”的歧视

观点概述:高级中学通常会以成绩对学生进行分班,并将教学水平最高的教师集中于最好的几个班级中,这是一种有悖公平的歧视性做法,是现行招考体制所带来的一种副作用。

中学,尤其是高级中学里,按成绩分快慢班的状况非常普遍。每个年级通常会有一到两个快班,又称好班、重点班或直升班,剩下的均为普通班,其中重点班的人数一般占年级学生人数的20%左右。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惯例,但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的歧视性做法。

分班制为成绩好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和一定的竞争压力,但它的的目的并不仅在与此,而主要在于将更好的教师资源提供给重点班,让普通班那些在成绩上缺乏优势的学生配着教学水平不够突出的老师去一起自生自灭。这是一种性质恶劣的公开化的歧视行为,完全有悖于公平原则。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种人身不公——对每个人给与不同的待遇。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种市场不公——对支付相同费用的人给与不同质量的服务。

前一阵子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上海某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一个高三重点班的学生和家长们,竟然为了某一个学科的老师的教学水平相比同样教这个班的其他学科的老师来有所不足,而与校方争执不休。那位老师已经连续带过几届高三普通班,并未有学生反映其教学能力或方法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由于同学科组的一位资深的老教师退休,他才开始改带重点班。随高考临近,争吵逐渐升级,家长们竟然扬言要考后集体上访控告学校。难道“好班必须要配最好的老师”被写入什么法律了?最终,校方让步,取消了那名教师本学期剩余的教学工作,令其回家临时“待业”,并更换了另一位老师来负责这个班级考前最后几周的复习课程。由此可见,大家对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还广泛认可,将其作为理所应当的行径。

那么这种歧视性做法是由于什么而产生的呢?可能有人会觉得采用这种按成绩分班并将教学资源向快班倾斜的方案,其目的在于提高升学率。我觉得这最多不过是个次要的间接原因。广义的升学率中通常包括两个比拼指标。其一是升入高一级的普通学校的学生比例,这里的“普通学校是”指专科和职业技术类以外的学校,这个比例即狭义的升学率。其二是升入高一级的重点学校的比率,即重点率,对高中而言,这个比例也被称为一本率。此外还有一个叫做一本达线率的指标,是一本率的毛值。对于本地区最优秀的几所学校,它们可能还要互相比较另一个指标──升入公认的最顶级的几所高一级学校的学生的比例。但是在许多学校中,统计入上述任意一个指标范围的学生的总数都大于甚至远大于重点班的学生人数。上海考生的一本录取率显然也远高于20%。因而这种歧视性做法与升学率或许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不可否认还有其他一些诱导因素,但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双向选择的招生制度的一种负外部性,或者说副作用,因此其直接原因是学生所具有的择校权利。这种双向选择制度通过升学考填报志愿,免试保送或自主推荐等充分体现出来。双向选择意味着成绩优秀的学生有一定的择校权,那么许多高级中学为了升学率、名声之类的绩效必然需要为这些学生提供“优待”,以吸引他们选择本校而不是更好一些的学校。比如,对一些前来参加学校自主推荐测试的优秀学生,给予如果在中考时填报并考入该校,保证能进入重点班的承诺。而直升班这个别称也就是由于它是保送生的云集之地而得名的。一旦有学校采用这种歧视性的分班制,其他学校就受到了这种从道德上看是不正当的生源方面的竞争,而不得不去仿效。道德上的不正当,只要不上升为政策乃至法律的不正当,就可以为之,以至于大行其道,“风靡”全国,现在则习惯成自然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的初级中学并没有都采取这种“差生”歧视的分班制度,即便有分班也不完全是按成绩来分的,而主要是在普通班之外设立了科技、艺术或体育方面的特色班。这是因为从1997年开始,上海的初中生便以就近入学为主,大幅降低了学生择校的余地。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之外,采用双向选择的招生制度是无可厚非的,其本身也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总体上是公平有效的。但正像市场经济制度具有负的外部性,或称市场失灵(比如为了经济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一样,教育制度也同样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负外部性。依成绩分班来因材施教本来不是坏事,但是以分班结果为接口,故意将最优秀的师资力量集中在少数几个班级,这是有悖于“有教无类”的基本原则的。由于智力和家庭环境等因素,要保证教育的起点公平无法做到,但至少要尽可能地确保过程公平,而这种歧视性的教师分配方案,显然对促进过程公平不利。

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需要取消学生的择校权,而且总体看来这种择校权是利大于弊的。避免市场失灵需要依靠政府监管,应对招生制度的外部性也一样。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要注意到现行招生制度带来的副作用,采用一些手段抑制学校的错误做法。这既可以使学生在选择学校时,能真正以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水平、评价口碑和设备设施等软硬件的情况为依据,而不是以能否进入好班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又可以避免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事件再次发生,使校园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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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引入思想比引入方法更重要

    马克思早年曾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句话体现了现代主义的以人为本、强调人的能动性的特点,但这句话也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作为了一组矛盾对立的行为。我觉得对于“哲学家”这个主体来讲,这两者不但不对立,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改变世界”这四个字可以从两种角度理解。一种是指亲身实践参与社会工作,但哲学家──这里的哲学虽然应该做广义理解──毕竟不是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因而极少有人会直接领导经济、政治活动或社会运动。另一种是指进行规范研究,告诉人们世界(主要是指社会而不是自然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甚至根据现状得出一套具体实施方案。哲学家们大多都会自然而然的得出一些规范性的结论,但具体如何落实,其主要责任不在哲学家头上,而更多在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的头上。

    哲学家的工作无非就是思考并提出新的理论或改造完善现有理论,并将其结果公之于众。前者就是解释世界的活动,而后者实际上就是改造世界的活动。不解释社会现状及其原因,而寄希望于直接提出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理论,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哲学家所给出的实证性或规范性的结论实际上代表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具体的实施方案实际上是方法论,直接参与社会工作则是对方法论的细化和落实。由此可见哲学家的解释世界(提出新观念)的工作绝不比改变世界(即提出和落实相应的方法论)的工作次要。

    实际上每个著名的思想家,不论其是否致力于改变世界,都为改变世界起了重要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宣传新思想,增加支持者,使的新的更进步的思想像鼓掌──从一小撮人开始直到带动整个会场──一样传播开来,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改变世界的活动。

    只有相应的观念足够普及,相应的理念基本深入人心,好的方法论才有用武之地。因此宣扬新思想应该是任何应用这种思想为的方法论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比如大多数国人都分不清“民主”与“共和”这两个词的差异。本质上说,民主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而共和是一种国家体制,是对三权分立之类的政治体制的应用且需要对应的社会制度支持,所以共和是一系列方法论。许多中国人(政界、学人士,甚至普通百姓)一方面希望引入国外好的方法(比如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忽略或故意忽视了对这些方法论背后的观念的研究、分析、理解和宣传(至少力度不足)。因此这些缺乏思想基础的制度在中国很容易就会走了味儿,要么唱得荒腔走板,要么旧酒瓶帖个新标签,挂羊头照旧卖狗肉。

     不得不承认有些舶来的观念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容,很难让大多数国民接受,那么需要对之进行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修正,或者连同相应的方法一起舍弃。但是,对这些观念的研究和宣传不足的主要原因不在这儿,而在于功利主义和拿来主义,当然也在于新思想被接受和认可的难度──摇滚歌手所在的舞台之下如果是一群只对古典乐感兴趣,完全无法接受摇滚乐的观众,那么即便有几个人鼓掌了,也带动不了全场。我并不反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进行渐进式改革,并在容易的地方先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对所参考的方法或工具背后的支持性理念进行宣传,以深入民心。然后改革才会容易深入,而不是到了困难一些的地方就卡住。

    例如,当代中国的自上而下经济改革缺乏相应的价值观(包括对应的经济观念、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等)的普遍支持,法治和民主就很难真正贯彻。可以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和观念都未能深入人心,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级别稍低些的政府官员和关联机构的负责人)看到的只有名词本身,根本不理解背后的思想,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带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倾向是不足为奇的。

    整天进行等级分明的专制式教育,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理解民主的下一代?所能得到的只有听话的奴才、表面上接受现状的犬儒主义者,以及玩世不恭的愤青(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者)组成的大杂烩。这是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被主要的西方国家普遍承认的“民主”国家──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这又是一例。

    有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想法,有可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而不知到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必然会越走越崎岖。就我所见,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想真正的做到国务院提了多少年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除了要做激励制度的调整,政府结构本身的调整等等之外,更要做思想意识上的改变。否则任何的改革即便不是徒劳无功,流于形式,也是事半功倍外,无法彻底。

    让人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何其困难,以“破四旧,立四新”那种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采用的直截了当却过于粗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绝对是个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精细活。当然,这些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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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号事件的五种可能

1、韩方为嫁祸朝方自导自演
可能性低。自导自演应该尽量避免人员损伤,否则一旦败露,决策者脑袋不保,当前的执政党派等将受毁灭性打击。

2、韩方过失
可能性较高。被友军潜艇误击、遇己方遗留水雷、船只内部爆炸或其他原因。军队或政府为推卸责任,也正好作为打击朝鲜的口实,而转嫁给朝方。
如果是上述两种情况之一,那么韩方提供的证据有可能并非来自出事水域,也有可能是在搜救时由韩方人员秘密混入的。

3、朝方上层蓄意攻击
可能性低。如故意挑衅,那么应大胆承认;如为消灭韩方战力,应奇袭韩军,或找更主力一些的舰只下手。随随便便击沉一艘小型军舰,没有任何战略战术意义。测试新型潜艇性能?——这未免也太荒谬了!

4、朝方下层蓄意或非蓄意攻击
可能性中等。较下层军士为泄私愤、报私仇,或发些对韩方的怨恨,或在作某些侦查活动而与天安号狭路相逢并以为被后者发现,或其他原因,而故意攻击。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那么朝方十有八九已经知道事实真相了。

5、第三方所为
美国中情局等有类似前科(比如越战前期,此时美国尚未打算正式亲自参加越南内战,CIA曾武装一些南越或他国的亚洲人,使用CIA的设备来侦测或袭击北越目标,一旦败露可推给南越)。但美中俄各自面临各自的问题,不希望东北亚出事儿添堵。美国显然没有挑起新战争的准备,中、俄要进入此水域看来要穿过日本海或他国领海。因此此三国所为的可能性都极小。日韩有领土纷争,日方悄悄派舰只趁乱在附近侦查,并以为被天安号发现,因而欲将之灭口?但这活做得不彻底啊,放一炮就逃算什么灭口啊,因此可能性也不大。

一艘隶属韩国正规军的现代化的警戒艇被击沉了,还不知道自己受攻击,也没见到敌人是谁在哪儿,这本身就有些匪夷所思。如果真是受到了攻击,的确来自潜艇的进攻可能性为最大。我倾向于是上面的第2或第4种原因。

Tags: 天安号 朝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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