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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与义:利益冲突与文化冲突


既然“情、义、利”这三者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那么人类社会的冲突也就可以被分为情的冲突、义的冲突和利的冲突。由于这里的情是指自然的、私人的、非社会性或者少社会性的感情。因此正如上节所述,情的冲突只能卷入相应的个人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少数的支持者,能导致一些私斗,也偶尔能作为一些战争的导火索,但不会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因素。利与义的冲突才是部族、派阀、民族、国家、超国家联合体之间的战争背后的推手。

义的冲突即理念冲突、文化冲突,既有不同族群的历史及生存状态不同导致的观点不同,又有因其历史上利益需要(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而产生的思想遗留物之间的矛盾。许多义理在产生时就在规范了族群内社会关系、加强了群体内部联系的同时,为族群与其外的其他存在间的冲突种下了祸根。

而利益的冲突则是对现时或不远的将来的资源和权益的争夺产生的。由于“利”实质上是具有私人属性的,因此利的冲突主要是出于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的目的,而不是真的为所谓的全民族全国家的“共同利益”考虑的(分论中详述)。这可以是为了统治阶级本身的直接利益,也可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的统治,而不得不考虑到某些有一定政治实力、财力,或社会影响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所谓的利益集团并不是真正有可一同分享的共同利益的一群人,而是说,在某一件或几件事上,视处理的方式,某一些人都会得益或受损,因而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临时或较长期的在某个或某些特定方面进行一些合作,在其他方面他们可能是竞争对手。

利益是一个静态的名词,通常是指资源或权益,它不是一种活动只是一种存在,文化或者文明才是人类活动。因此人类解决利益冲突的任何活动——无论是通过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都算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论是利益冲突还是文化冲突都要通过“文化”来解决而不可能通过不具有能动性的“利益”来解决。“利益”和“文化”虽然总被并列的提出,其中哪一者是引发某个冲突的主要原因这类问题也常被拿来讨论。实际上,将两者作为两个单独的影响因素并列而论其影响力是意义不大的。它们并不在相同的层次上,前者是较核心的,是抽象化的争夺对象,后者是较外围,是具象化的争夺方式。一个是实质一个是形式,二者缺一不可。


人所具有的社会性、环境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使人类具有显著的盲目性。因此他们会被自幼便业已接受的“义”(如民族传统或宗教传统中的理论),或现在听上去很美好的“义”(某些名义上的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等所蒙蔽、所陶醉,而作为战争的参与者、推动者、甚至发起者。

历史上的大部分战争对双方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都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实质利益,最多有些间接的或不确定的利益预期,而战争所造成的损害则多是直接的或至少是可预期的。可是,历史上的许多战争都能被发起战争一方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所支持,这便是作为文化、价值观和理念的“义”的作用。尤其是在文化较为单一(而非多元)的族群中,民众在少数疯狂的极端分子的带领下,会使得统治集团有时不得不为一些没有太多确定的现实利益预期的事情发动战争,如果跟不上“形势”,统治者们将可能被洗牌,让位或者至少不得不放权给那些疯狂的极端分子。

不可否认,人类是一种拥有理性的动物,但长久以来,人们的思维理性一直建筑于由其盲目性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和结论之上。一些为历史上的古人的利益而提出的“义”和为现实中为少部分人的利益而制造的“义”依然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战场的上空,随着硝烟弥漫至自以为聪明、懂事理的每个人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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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不是战争的导火索


在用“情、义、利”三分法归纳了人类行为的原动力之后,我们就要从泛泛而谈的“人类行为”返回主题了。首先,在这三者中,作为个体化的自然感情的“情”,对于战争与和平这类问题的影响较小,居于次要地位。

比如,在车臣的“黑寡妇”所发起的自杀式恐怖袭击的背后,宗教民族大义——包括民族独立、宗教纯化等“群体利益”诉求,也包括极端的教派观点或民族道德中对“殉夫”的美化和习惯化——是主要的原动力。而为了某个在以前的战争中死去的亲属(或丈夫)报仇,这种基于个人情感的理由对于其中一些成员或许是存在的,但并不是整个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主导因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如果还能让人理解的话,单单为了“情”,对这些小寡妇来说,不足让她们豁去性命去搞什么地铁站无差别爆炸袭击之类骇人听闻的活动,何况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并非是通过自由恋爱来选择夫君的少女。

又比如,面对肤色体格差异明显的其他种族,多数人天生带有一些排外情绪。这种情绪与嫉妒、炫耀欲类似,主要源于对个体存在和个体间差异的意识。这种不需要后天煽动就多少会具有的情绪,对一些人成为极端种族主义者也算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更主要的诱因还是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所接触到的种族主义者所提出的“义”——诸如“黑人是上帝故意创造的供奴役的劣等民族”、“犹太人是杀害基督的罪魁祸首”之类,以及现实利益需要。

因此战争的根源主要是利与义的冲突。只是为了爱妻被夺就发动一场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远征,而被征讨一方的臣民们没人为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去推翻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王子,赶快归还人家老婆,避免战争,反倒各个都为这荒唐透顶的事件浴血奋战——这也只能是某个以编故事为生的瞎子想象出来的浪漫神话。即便特洛伊战争真的发生过,红颜也绝不是神马足够给力的祸水!难道真有哪个白痴国家的人民和士兵会为了他们朝三暮四的国王的小小的情欲去拼搏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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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与理:决定人类行为的三项原动力


从不同角度考虑人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穷究历史,可以发现任何行为都是受宇宙及人类社会的演化的历史所决定(参见“基础与方法”一节及《确定且复杂的世界·十二条纲要》)。而如果从单一个体的内在目的来看,任何行为都经过心理层面的“利益”衡量,是利己性的,也就是说其目的是为获得某种满足或避免更痛苦的事情发生。但在表现上,并不只能是可用数字计量的狭义的物质利益的增加,也可以是某种利他性的活动(参见《两种利他主义》)。

所谓的获得满足感,比如将财产捐给社会、给喜欢的人送东西、花大价钱购某样并不急缺的东西(目的可能是因为喜欢这样东西或只是为了自我炫耀,不论是哪种,虽然其价格昂贵,且需求并非刚性,但在心理层面上具有足够的消费者剩余)等。只要自己觉得这么做很高兴、很值得就够了,并不需要行为本身需要具有利己性,本质上是心理层次的满足感。而“避免更痛苦的事情发生”则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从坏情况里选较好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动因。人为什么要活着?其实也没什么目的,如果要说有的话,就是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具体而言,就是能尽量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尽量做喜欢的事情,尽量能得到更多喜欢的东西,并尽量远离不喜欢的人和事。也就是心理层面上的“趋利避害”之欲,仅此而已。

有个词儿叫做“天理人情”,两者其实没有清晰的界限,来源于人类的心理层面的广义的“理”和同样广义的“情”,即便两者的内涵有所不同,其外延也是相互重叠的。真要从情理角度来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原因的话,必须要把它们进一步具体化,个人认为可以分成情、义、理(利)三部分。狭义的“情”和“理”是两极,而“义”则分布其间。虽然这三者的相互联系使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模糊的地带,但比起泛泛而言的“天理人情”来更能说明问题。

狭义的“情”,是指较原始的、较基本的、生物性、个体性的私人感情,任何与群体共同意志或集体利益价值评判相关的都不被包括在内。也就是说,这里的“情”是不论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不论处于人类历史的哪个阶段,绝大多数人都会具有的感情。虽然社会和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可剥离的,因此这种狭义的“情”是理论上的,或许没有完全不受社会影响的纯粹的情。但仍有些感情与之接近,比如母爱、丧亲之痛,和由于个体或所关爱的人收到损害而产生的仇恨等。另外,嫉妒与炫耀欲也可以划入这一类——人对其个体存在的感知,使其自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和其他那些同样有胳膊有腿的家伙有相近或更高的能力,因而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强,特别是在自己做出过较大努力的方面比自己强。

而狭义的“理”,则是理性,这不是泛泛而谈的理性,而可看做是经济学上“理性经济人”假说中的理性,也即是对物质利益的得失计算和对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干脆称它为“利”更合适。从宏观上看由这种“理性”所主导的行为,应当基本符合“资本的逻辑”(见
注释)。但“利”与“情”一样都是纯粹私人属性、个体属性的,任何出于某个群体共同利益的价值判断都是“义”而不是“利”。虽然人在做出某项决定的同时也可能会顾及少数所关爱的个别人的利益,但其纽带是上面讲的“情”,而不是下面要阐述的“义”。

除此两者以外的就是“义”了,它来源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内涵是群体共同价值观,因此“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类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级观念,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等。“义”在人心中可以像“利”一样包含冷静而理性的得失判断,也可以像“情”一样是非理性的,大部分人对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中的许多“义”,是不经过大脑思考直接一股脑儿接受的。“义”并不必须是褒义词,但在它所产生的年代和支持它的群体中一定是褒义的。它名义上是为了群体共同利益,但利益这种东西只有被分配到每个人手上才算是真正的利益。历史上不少大义名分不过是出于一部分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宗教领袖集团的利益而被提出,被宣传,最终升级为“义”的。由于利益集团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无限细分,为数众多的“义”不过反映的是坟墓里的一伙亡灵活着的时候的利益诉求,是信之则有,不信则无的存在,是需要被打破的历史枷锁。

现在建立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看,“情、义、利”这三者是人类任何行为的原动力。由于欲是人类行为的目的,既然“情、义、利”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因此这三者也必然是欲的来源。为所爱之人或为发泄私仇进行的活动其主因是“情”欲,为自己所信之理进行的活动其主因是“义”欲,为得到物质利益增加财富进行的活动其主因为“利”欲。

对于不少行为,这三者的影响会同时存在,但许多情况下,其中某一者最为主要。另外,为情、义而做出的行为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因此情、义两者才可能是利他行为的基础。比如,一个早已移居海外的侨民,捐出大量资产来支持母国反抗他国的侵略,这显然不是来源于自然感情或个体获利预期的活动,是一种主要受“义”驱动的行为。当然这也是一种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是为了满足由于相信这种“义”而造成的精神上的需要(即上文说的“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也可能是因为别人都在捐只有自己不捐没法在圈子里混下去(也就是上文说的“避免更痛苦的事情发生”)。



,关于“资本的逻辑”,前不久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表述,摘抄如下:
这里说的“资本的逻辑”,主要包括三个大体上构成递进关系的判断:1、世间一切,唯有可以兑换为货币的资本的增值,才是最重要的;2、衡量人的活动的第一标准,是“投入”和“产出”的比例;3、不但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而且人类的所有其他活动,都应当首先服务于资本的增值。显然,绝不只是资本家才按照这个逻辑行动,当代的诸多政治和社会专制,及其权势阶层的活动领域(例如所谓的“官场”),实际都是主要按照这个逻辑运行和展开、形成其基本规则——其中多数以“潜规则”的方式存在的。(《上海文学》,2011.4,《从邮奈斯库到魔兽世界》,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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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
·小序、引论
·基础与方法

总  论
(一)道与器:义是政治的工具


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儒家思想认为技能、技术、技艺皆是器,不过是件需要时便拿来用的工具而已。对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追求道。可惜的是思想家的宝贵财富到了政治家那里就立马变了味儿,沾染了俗不可耐的恶臭。甭管什么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跟政治搭了边就即刻变得和钳子、扳手、锤头、锉刀一般。与之相比情报、军队、导弹就是些小道具,而“道”才是八面玲珑的神兵利器,可用于掩人,也可用来服己,可以诋毁对手,也可以操纵民意。而且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保管怎么说,怎么都有理。这些所谓的“道”就像些黏土和的烂泥,随便捏巴捏巴就有鼻子有眼儿的了,反正:
人权——我的权利天赐予,人家的权利似狗屁。
和平——和平时一样,该分裂分裂,该打仗打仗。
自由——那儿来那么多麻烦事儿啊,我们说了算,自来就由不得你们!
民主——我们总统说了,只要你们乖乖听话,就帮你们把他们搞掉,将徒具虚壳的民主的形式带给你们,至于民主的责任、民主的义务之类实质性问题嘛……哎呀,民主就是你们自己做主嘛,对于这些,我们鞭长莫及,你们爱咋咋的!

那道为何会沦落成工具呢?实际上真正的道是不会沦落的,道乃是人类期望存在之最高天理。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它是一种玄而又玄无法言说之物。有人说,你唯心了。非也,不是我唯心了,而是道本就是各种唯心思想的产物,实际上是希冀其存在而根本不存在的空想之物。这玩意儿既然是不可言说甚至压根儿不存在的,自然不能被作为工具了,那这些“平等”、“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观究竟为何物?以一字概括,“义”也。

义是一种似道而非道的存在,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贤大哲竭尽心智,怀着美好的意愿而总结构想出来用于开启新时代的伟大思想。这种思想常涉及价值判断,而且这种思想要想被称为义应该已在某个时期内被某个区域中较大数量的人所接受。

不论集权社会也好,民主社会也罢,为各种政治活动的顺利施行,必需要争取更多的支持。小众的思想如果能被大众所接受,缩在小圈子角落里的人物就可能成为领导大众的人物,而领导大众的人物自然不能随便违背已被大众接受的思想,而要在任何行动——不管是正义还是不义的行动中,表面上都要高举这些思想大旗。这使得“义”必然会被作为政治工具——政治用途的思想武器。因而“义”在被用来斩断由人类的历史所创造的枷锁的同时,也肯定会被怀着私欲私利,或被“义”所蒙蔽,走进“义”的极端而无法自拔的人,故意或下意识地用做操纵人心捆绑民意的道具,它是敲碎旧旧枷锁的榔头,也是制造新枷锁的材料。

工具无好坏善恶,一切皆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义”亦然。政治家们通过“义”来操纵军队和武器也好,舆论和话语权也罢的各种巨剑时,或许不会意识到他们口口声声要为其利益而奋斗的所谓国家、民族和政党本身,也不过是人类顺着历史经验半推半就地选择和创造的工具而已——而“义”正是这些工具的核心和纽带。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道”或者“义”如果不是存于众人之心,而是发于个别人之口,十有八九已经被人肆意曲解改造为了“器”,且搞不好会被反复用来害人害己,使道常为邪道,使义常为不义,使无数生命被道义的光辉掩盖下的别他工具所绞杀,呜呼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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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序、引论

 

附:基础与方法 · 思维的支撑点

要思考和分析一项宏观且复杂的问题就需要有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辩证的思想有助于使思考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历史的思想有助于看清整个因果树的主干从而更清晰地理解事物的原因和本源(木有太一,布鲁诺,你丫失望了吧)。

我在
《确定且复杂的世界·十二条纲要》中曾谈过我的世界观,的确,我总体上说是个历史决定论者,或者至少说是历史本体论者。十二条纲要虽说有十二条,但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

其一,这里的“历史”既包括社会史又包括自然史,毕竟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并不只限于社会环境,以及导致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人类历史积累。也包括自然环境和自宇宙形成开始的整个自然界的历史(如果宇宙形成之前的任何外宇宙事物能对宇宙的形成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甚至完全可以从宇宙形成之前开始,只是还没有宇宙,时间这个概念总觉得无从谈起啊)。后者不应被忽略,其原因并不复杂。首先,宇宙形成以来各种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决定了某个人的基因构成。其次,人是从自然中生长而来的,每一个原子甚至每一个夸克都来源于外界,其身心状况受基因和其物质构成的决定性影响。复次,人的大脑是一种复杂而简单的机械,病态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和人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受到各种化学物质的控制。而就人类整体而言,自然史对其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其二,内因是在从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观察某事物而得到的,如果沿着历史观察事物,可以发现某一瞬时上的内因,实际上是历史上(自然史加社会史上)所有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对一个人来讲,通过复杂的继承链而带来的基因,自打两个配子相遇开始至今的整个时期中进入身体内所有物质,以及从神经系统开始发育起至今来自外界的每项刺激和进入大脑的每条信息,这些历史遗物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意识形态、思考和处理事物的方式等等。在特定时点上看,上述这些外因的积累结合体是当前的内因,从历史上看内因是史上所有外因的复杂混合物(突然意识到这也是一种解构,我把某个时点上的人的存在状态给解构了)。

由此可见,内因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单一的一个外因从量上来说无法匹敌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无数的外因,其影响力的大小只能取决于它的“质”。这一外因能带来的刺激越强就能对改变这个人的心理(从而改变这个人的行为)起到越大的作用。而刺激的强弱是因人而异的,同样一件事,对某人很重要,对另一个人则可能无关痛痒。因此应该这样表述,一个外因能在越大程度上抵消或增强越大量的历史上的外因的影响,这个外因对改变这个主体的行为而言就能产生越大的作用,这个外因的质也就越高(嗯,突然发现,这句话可以作为为何“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一个解释和阐发,虽然我和马克思的分析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也算殊途同归吧)。随后,这个外因的影响就会保留下来,实现了外因的内化,成为了下一个时点的内因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因如此,每个主体(人、组织、国家,等等)在逻辑上和理论上,对其行为能负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的,其每言每行无不受其立场和观点——这些来源于历史的东西——所决定。但即便成本很高,制造新的外因来改变这些主体的行为也具有可能性。既不要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全部责任推给某个主体,也不要以历史决定论为幌子将人当做完全受看不见的历史之手摆布的傀儡,这是我在思考后所认识到的。

因此写博客也是艰难的工作,我要站在某些立场上,释放感情,说一些给力的话,以期对读者(如果有的话)产生某些影响,也要以宇宙外超然的观察者的角度,以期进行理性而冷静的思考和反思。所以⋯⋯那么⋯⋯话说我干嘛要没事找事儿呢?难不成我想变成一个同时具有宽广的胸怀和狭隘的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囧~~~

 

后文:
·总论(一)道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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