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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不是渴求暴富者的法门,是那些不愿“以心为形役”的“专家”的选择。创业是要放弃每日不得不应付各种擅长或不擅长的事务,而在自己最熟悉、深感兴趣且有特长的点上进行最大施展。创业是要放弃为了吃饭而上班的令人厌倦的生活,而在自己所爱的地方投入近乎一切时间和精力的施展。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和mania,就不要去尝试。


常听到有人说某某东西不是已经有这家在做,那家在做,没有技术难题,我们也可以做。这是不会成功的。


那些成功者,他们了解市面上同类产品或者其同行的服务的各种细微缺陷,了解什么样的新东西/功能是用户真心需要的,什么东西是给用来给人添麻烦的。他们在这里混迹多年,是这个可能细小的不能再细小的领域内的真正的专家,他们以他们固有的偏执将产品或服务的某一个或多个特点发挥到极致。


你必须要了解用户最重要的关切,回应他们并彻底地满足他们——“核心竞争力”没有听上去那样高科技,很简单,也很困难。


半吊子和三脚猫们是创业游戏里惯常的牺牲品,常见的简直就像是一堆NPC。首先创业者必须是某个领域内的专家,idea、团队和资金是第二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要看市场上什么东西最热就去追什么。你必须真心对它感兴趣,才能有深入而特别的理解。我对消费电子产品一向没有兴趣,不管iPhone再怎么红,我也不会考虑相关的市场和相关的应用。许多人跟风而上,却成批败退下来了,各个摇着头说他们错估了形势,其实他们错估的是他们自己。不在与市场有多热,而在于心有多热。


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了解自己,发掘并努力提高自己的长处,才会有起点,然后才能跨过起点,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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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许多学者有两种武断的思想倾向。其一是找到一些历史上的名人的话语,不管其实际作用如何,都一定要设法将其与后来的思想风气的改变相联系,认为两者有因果关系。其二是总设法将某些现象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某些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夸大其地域特殊性,强行解释为某个民族传统。

  对于前者,《评“宪政超验之维”》一文中已有举例。对于后者,前两年曾看到强世功先生在2007年到2008年初的《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湘江边上的思考》,其中有一篇将内地与港澳的“一国两制”思想解释为来源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或者至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策略对该思想有重要影响。当时我就觉得此观点过于牵强,只能作为一种猜测,而不能算之为观点。

  我当时曾经做了一个表格,从人口占母国总人口的比重、与母国人的语言差异、经济占母国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否遵守母国宪法和法律、是否向母国纳税、是否有独立于母国的海关等等,对中国香港、英国王室领地(马恩岛及海峡群岛)、波多黎各(美属)等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它们大多有超然于母国的自治的政府,其民众不需遵守母国宪法的主要条文,甚至有独立行事的海关。可见,一国两制属于政治运作上常见的那种对具特殊历史和文化形态的地区的妥协和让步,是任何明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正常判断。在无法从行政方式上将某块新获得主权的领土与其他领土立即同一化的情况下,给予这种特殊自治权是非常正常不过的,毕竟文化差异只有时间才能抚平。

  实际上,“一国两制”并不是中国人率先发明的,历史上曾有一些类似案例。1809年芬兰被沙俄占领后,沙俄就处于一国两制的局面:在俄国本土仍实行封建农奴制,在芬兰却实行君主立宪制,沙皇兼任芬兰大公并在芬兰驻军。芬兰的所有边境口岸和海关均保留,与俄国本土的过往贸易仍照常收税。除了20世纪初的少数几年外,芬兰议会保留了大多数立法权限,俄国的大多数法令、标准都不在芬兰实行。如果忽略政治制度形态上的不同,那么这跟奥斯曼人管理埃及的方式和查士丁尼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对以迦太基为中心的马格里布领土的管理方式也差不太多。

  如果翻开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都曾经——甚至现在依然——拥有各种“藩属”性质的领土、领地、海外属土。这些地区与母国的政治关系有疏有密,自治权有大有小,有的仅仅只是名义上的隶属,有的则较大程度上受母国控制。其中不少在法理上具有模糊性,使其母国并不完全符合现代主权国家的定义,因而很多情况下,“国”仍旧意味着“Country”而不是“State”,中国不是唯一的例子。

  因此英国一些法学家才认为没有成文宪法并不是什么问题,成文的宪法只是真正的“宪法”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并不只是议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通过的宪法文本本身,而实际一直都是由各种成文的、不成文的、国内的、国际的法令、法规和条约中的有关条款动态组成的。

2011年6月25日晚 起稿于 无锡锡山
2011年7月10日晚 整理于 上海

Tags: 政治学 法学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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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2009年第12期《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一文先用了两页的篇幅解释什么是伪形,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地质学术语,指某种矿床中的原矿经地下水的冲刷腐蚀等影响而大部消失,在地质活动中其他矿物流入该矿床,得到了一种表面特征看应该是一种矿物,而实际开采却得到了另一种矿物的状况。

  如果要将这个词用来形容文化,那么“伪形文化”只能指某个地区的原生文化势衰后,外来文化侵入,且还披着原来文化的外衣。该文提及的斯宾格勒的论述也基本接近我的想象。很可惜的是,根据这一定义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外来文化总是首先尝试从名称上、大体形式上排挤原生文化,而在实质思想上、一些行为和仪式的细节上却免不了被原生文化影响,其结果通常是外来文化的“被伪形”或与原文化结合。如果一定要举个例子,或许日本在佛教传入后产生的神佛习合有点儿类似的意思,但将此后的神道教看做是披着神道外衣的佛教,是日本原生文化的“伪形文化”,也是不确切的。因此本文作者所举的例子也就免不了牵强附会。

  第三页最后一段末尾,作者甚至说“应用原形、伪形文化区分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一点,不仅是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会产生变动力,而且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变动,也会使文化发生伪形”,到此为止则完全脱离了伪形的本义。然后,提及《山海经》中女娲、精卫、夸父等人,认为他们是不计功利得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符合“中华民族的原始精神气质”。这一点本人到还可以基本认同,这也符合最初的儒家思想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的主张(实际上,本文虽未注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句本就源于《论语·宪问》)。随后文章笔锋一转,谈西游、红楼符合原型文化,三国、水浒则是伪形——因为它们中的人物“不是想‘补天’而是想自己成为‘天’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便简直不知所云了。

  作者观点本身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与其论题相距过远。写三国、宋朝历史人物故事的明代人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与原始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故事有相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种随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造成的文化风气上的改变,以及受不同作者之间的性格、经历差异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导致的叙事风格、内容选择差异并不能算做伪形。而且要怎么才能让三国、水浒这类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去补天呢?难道要求中国人几千年都只能写些原始风格的神话故事?

  作者还表示中国原型文化中反应女性的崇高地位,而三国水浒不但毁了这点,还把人不当人看,而西游红楼则更接近原形。“至于妇女,无论是《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她们要么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如貂蝉、孙尚香等),要么是被杀戮的对象(如潘金莲……等)……至于儿童,连四岁的无辜小衙内,也被李逵一斧子砍成两段。”作者自诩其想法不是想入非非,但个人看来,到处都是想入非非。人都是政治的动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生于某些家庭的人无论男女都不得不卷入政治活动,貂蝉、孙尚香没有被完全刻画成被动的政治工具,最终结果还多少符合其选择和个人意愿就不算很伪了。以恶劣手法杀害老实人的潘金莲如果不能是杀戮的对象,那出于本能为填饱肚子而吃人的白骨精却是杀戮的对象就更加说不过去。而小衙内虽然无辜,被杀死的官僚兵将也未必就各个是死有余辜,其冲突和仇恨出于阶级、立场的不同,有辜无辜不主要在于其自身行为的善恶。站在被宗法官僚地主阶级逼得不得不造反的粗人的立场上,和现代旁观者的角度看,其中的善恶对错该杀与否自然是不同的,以此来讨论伪形问题则属剑走偏锋。

  总之,文章中的不少观点虽然言之成理,但总体上对中国思想中原型和伪形的分析过于草率。对一些文学作品或史实中的人物和行为,并没有以当时的历史状况,人物本身的社会存在状况,在考虑人物应有的立场的状态下进行分析,而在超然的现代视角和一些其他视角中不断跳跃变化着进行分析,来判断它们是否“伪形”了,这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从某种“原型”出发的直接演变,最多只能算是略有“变质”,而不是像该文所述那样,是一种很大程度的扭曲异化后,披着原来外衣却与原来的文化几乎完全不同的“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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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评“宪政超验之维”

  《读书》2009年第12期《宪政超验之维》中认为加尔文、约翰·诺克斯、萨缪尔·拉瑟福斯等清教徒和安立甘宗重要创始人查理德·胡克等的宪政民主及法律思想是近代西欧北美宪政民主制度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韦伯、桑巴特、怀特海、哈耶克、诺斯等均未认识到这一点,同时驳斥了社会进步论是主要影响因素等观点。

   个人认为此设想过于武断,过于强调几个基督教改革家言论相关言论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重要性。首先,这些基督教改革家的有关宪政和法律思想相关的言论是否在近现代真的被民众所了解和重视是存疑的,既然韦伯、怀特海等人未能认识到他们的作用,很可能说明这些人的言论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大。

   其次,这些人的言论能在相关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成功的情况下对后来的宪政民主制度由促进作用,这表明在后来的社会气候下,主权在民,君权民授的思想已开始能被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主流思想。能被接受的原因源于当时社会在经济活动在内的各方面的发展,而不可能只是由于某些宗教改革家在若干年前说的与宗教改革关系不太大的几句已几乎被人遗忘殆尽的话。可以看到在路德和加尔文之前数百年前,他们的一部分观点就曾被人提出过,但这些人的观点在当时却没能被普遍接受,甚至惨死于大公会议会场,毕竟那时的社会气候还不到位。

   再次,认为某些社会现象源于某些最初提出类似观点的人的言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某些人的言论对社会变革的关系是否存在,有多大,这些是可以从历史上看到的。不可否认,有些人的言论确实是相关社会运动或思潮的先驱,在他们的话语从口中笔下流于世上之后的几十或数百年后,为志同者所耳熟能详并被尊为先师和经典,从而可见这些人及其言论的影响力。但本文作者通过从故纸堆里找出一些大家极少有耳闻的话语来推证上述新教改革者对宪政的影响力就有些莫名奇妙了。

   可以想象,有许多并不算高深的思想可以被大量与之利益相符的人分别自行得出,他们可能并未通过什么经典著作留下只言片语给后人,但在当时也在家庭或圈子内传播自己的想法,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只有这些普通人在传播自己所理解的宪政思想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受前世的宗教改革家的影响的,那才能够承认这些改革者对宪政制度形成的影响力。从一部分宗教改革家流传后世的著述中故意寻找与之相关的话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风气已开之后忽然有人想起前人说过的能与正蓬勃发展的新制度相印证的只言片语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2011年6月24日 于 无锡新区太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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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粽子节的时候就听说高考作文不允许使用网络新名词,当时就想难道作文必须用半死不活没生命力的语汇逼阅卷老师不断查词典才算是好作文?呜呼,此轨则甚为吊诡,端赖考试院疏解(这样用词规范,嗯)。

玛麻监考当日归来鲜格格地主动汇报作文题,当时只是觉得深刻了点儿。后又闻听其来源于某初中作文竞赛题,不禁暗自觉得现在初中生颇不容易。今阅一文,题曰
《过不过去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切”》,尖刻有余但貌似又大惊小怪了一些。

翻开历史,人类社会自来就是各种观点激荡冲突又并行有悖之所。主流、潜主流与非主流观点从来就各自有生存空间。有反对改造自然,认为天然的就是最好的,故意 的政治管制都是坏的(老庄);也有提倡人类社会会不断进步,自然会被越改造越好的(从培根到马克思);还有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就和鸟筑巢一样,人类的政治活 动就和蜜蜂蚂蚁分工群居差不多,本来就是符合人类天性的很自然的事情,无善恶之辩(亚里士多德)。因此也就有支持无为,应尽量顺其自然的(老庄);有支持 及时行乐,只为当前享乐而为的(杨朱);有支持现在受苦,凡事要为自己和将来最大利益做功利性考虑的(墨翟和大多数毕业班老师们);有支持有所为,并且只 要认为行为本身是善行既可行之,而无需太多顾虑他人想法,更无需顾虑成败结果的(原儒);还有认为应该禁欲修行,不为个人欲望而为的(这类派别多了);此 外还分支持集体目标优先或个体目标优先的,等等。

上述观点各自成立,理论上均言之成理,很难分出个对错高下。持何种观点,因个 人立场而定。但立场并非个人可以任意主观选择的,主要受个人境遇(环境、职业、位阶等所影响),因此各种冲突的观点并行于世上从来就是不足为奇的,两个戒 指都戴,不是由于形势所迫,就是行事主体不同,而并非只是迷茫彷徨,一时选择失当。

共和国数十载以来,以人定胜天的进步主义, 为实现某某而放弃现在的某些某些的功利主义,外加集体目标优先,这是主导观点。但各种其他观点以各种思潮的形式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在人群中(包括官僚中)产生了大量的混合式观点,社会多元化发展,个人各自接受自己的理,以自己的方式行自己的事,即便觉得不可接受,也可见怪不怪了。

需要实事求是,但任何对实事的说明只能是说明者根据自身立场而对事件的解读,因此必然只能变为审时度势。解放思想意味着立场之间的大冲撞,不同派别都需要自 己的政治正确性,就看那一派有权设立敏感词,以及按该派别的观点来看是否应该设立敏感词。只有在支持“快乐的活着”或者“体面的活着”的绝对快乐优先派或 绝对功利优先派成为全社会唯一的观点时,女表子(子,难道是尊称?)放弃对牌坊的渴望时才可能活的轻松,但就今天而言,要求“有德行的活着”的各门各派仍 然力量强大,放弃牌坊必然死相很难看,但也不能为了避免死于口水就不吃不睡吧?

总之,在立场多元,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都有大量社会群体支持的时代(某个教皇或国王一手遮天的单一思想社会会更好吗),人们似乎不得不:
1)学好哲学,以便分析身边众人总体上接近哪些派系,
2)学好哲学,以便知道自己总体上接近哪个派系,
3)多面做人,以便苟延残喘(玩笑)。

如果一定只愿意坚持自己立场而与世界其他观点抗衡,必然只能成为一个大失败者,比如正在敲键盘攒出这篇狗屁不通的文章的家伙,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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